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

第二篇 至死未被改正的“右派”林希翎


第二篇 至死未被改正的“右派”林希翎

至死未獲改正的“右派”林希翎逝世

北京時間2009年9月21日下午4點半,至今未獲“改正”的中國知名“右派”林希翎女士因血癌和肺心病在巴黎郊區聖•凱米勒醫院(Hospital Saint Camille)逝世,享年74歲。至此,未被“改正”的中國知名“右派”(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全部離世。

原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1957年因發表言論被打成“右派”,第二年入獄,坐牢15年,1983年旅居法國。

林希翎逝世前幾天,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得知她病危的消息,趕到醫院,錄下她在病床上訴説的臨終之言。

林希翎:“萬一這次過不去,我還有個希望,我的骨灰能夠分一半留在法國,跟我的母親、我的孩子在一個墓地;一半帶回中國去,把它撒在台灣海峽的大海裡,因為我從小就有一個和平夢。”


圖為林希翎青年時代像。

1980年5月13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知》稱,“經本院複查認為,原判認定的主要事實、定性及適用法律正確,決定駁回申訴,仍維持原判。希望你認罪悔改,徹底轉變反革命立場,投身祖國的‘四化’建設。”由此,林希翎成為55萬“右派”中少數“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她也是北京各高校學生“右派”中唯一一名“不予改正”者。

林希翎簡況與“反右”運動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35年生,浙江溫嶺人。1949年未滿14歲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53年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讀書,以林希翎為筆名發表論文,引起爭論,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批判。1957年“大鳴大放”,她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幾次演講,一度被譽為“勇敢的化身”、“帶剌的玫瑰”。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全國“最大右派”之一。

1957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以來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之一。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當局為55萬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人履行了 “改正”手續。據研究“反右運”動的專家、《陽謀》一書的作者丁抒先生考證,目前仍有不到1萬名當年被劃為右派的人(包括健在者和已逝世者)沒有得到改正。

林希翎與前夫育有兩子,旅居法國後,兒子也住在巴黎。小兒子多年前自殺身亡,當時18歲。現在,林希翎唯一的孩子樓信達,在巴黎一家公司從事金融方面的工作。樓信達的父親、林希翎的前夫也參加了“林希翎治喪委員會”。

9月25日下午,林希翎遺體吿別儀式在醫院舉行。

9月28日上午10點,林希翎葬禮追思會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巴黎公社社員牆”所在地)火葬場殯儀館追思禮堂舉行。



樓信達:母親沒有去世時,我不很瞭解她,對不起她,我現在有個很大的任務

林希翎過世後這兩天,樓信達通過母親在各地的朋友的郵件、電話和發表的回憶文章,更多地瞭解了自己的母親。

樓信達:“在她沒去世的時候,我不是很瞭解她。現在她走了,我覺得……因為我媽跟我説過好幾遍,叫我幫她作助手,跟她整理她的東西。但是我在法國長大,我對這些也不是很瞭解。小時候我媽從來不跟我説這些,對於這些政治……她好像要保護我,所以我不是很懂。後來我自己在法國,在東方語言學院,在法國大學讀了中文系,讀了中國歷史,然後學了一點,懂了一點。”

樓信達:“我在整理我媽的東西,發現了 1955年的《文藝報》,有她寫的一篇文章。我可以問您一下嗎?”

主持人:“您母親説過,後來又有批判她的文章在1956年發表,她存有一些相關資料原件,她希望您妥善保存。”

樓信達:“我要放在電腦上掃描,發給你們。我現在覺得我有一個很大的任務,就是把她的東西放好,電腦掃描後放在一個網上,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她和1957年這一代人的理想很重要。其實1957年、1989年‘六四’或其他,提的問題大部分都是一樣的。過去的問題,現在沒有大改變。我不是搞政治的,是從事金融方面電腦工作,覺得這些資料也不怎麼值錢,就是歷史上很重要。”

主持人:“關於母親,您還有什麼特別想説的話嗎?”

樓信達:“我對不起她。因為過去不是很瞭解這些。我想用我的能力把她的這些東西放好,將來讓大家可以看。葬禮追思會,我會拍錄影放到網上。”

林希翎女士生前多次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的採訪。

幾個月前,林希翎也曾病危,幾次住院。一度出院回家,我通過越洋電話問候她,瞭解到她的病情,也聽她談近期一些想法。

主持人:“您現在身體情況怎樣?”

林希翎:“除了原來的肺心病晝夜都要用氧氣以外,這一年查出血小板低到不輸血就得死。上個禮拜給我作了骨髓檢查,報吿還沒出來,究竟是什麼原因現在還在查。”

主持人:“您多長時間輸一次血?”

林希翎:“一個禮拜最少輸一次,有時兩次。哎呀,現在我成了‘混血兒’ 了,身上流的是法國人的血,哈哈哈。”

林希翎:最後歲月突破一個個禁區

主持人:“您現在出院了,比前一段好多了吧?”

林希翎:“我覺得我自己不好了,最後的歲月,再加上‘六四’紀念活動我一定要參加,我自動出院,就在家。我覺得在醫院裡太痛苦了,我一個中國人,語言也不通。在家還可以看看電視、打電話。在這裡,達賴喇嘛會見哪,我突破了又一個禁區,我現在把最後的禁區一個個突破吧。”

主持人:“有哪些禁區?”

林希翎:“原來是對法輪功的,上次我去美國,已經突破了。現在對達賴喇嘛的看法,西藏問題,以前他們的活動我從來不參加。對‘藏獨’、‘台獨’那些獨立的,我都有顧忌,我這個人還是很愛國嘛。”

主持人:“那您後來怎麼又有變化了呢?”

林希翎:“得看事實啊,共產黨現在這些在當權的,就是要製造假想敵,沒有敵人它沒法活,逼良為娼。達賴喇嘛人家一再聲明不要獨立,走中間道路,它非得要説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非要獨立。我也是民運裡一直走中間道路,它就是不給我改……”

主持人:“不給您改正這個‘右派’……”

林希翔:“而且現在我也不能回國了,我批評了他們。”

主持人:“您最近一次回國是什麼時候?”

主持人:“住了多久?”

林希翎:“也沒多久。我是拿了法國護照以後回去幾次,而且我是搞‘和統會’(和平統一促進會)嘛,參加兩岸的和平統一,為這樣的國家大事奔波。他們只是想利用我,但對我的意見沒有很好聽取。後來我發現他們以‘反台獨’為名,反民主。他們就怕台灣的民主傳染到中國,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一而再、再而三鎮壓。”

林希翎:“黄鐘毁棄,瓦釜雷鳴”,我不再向加害者要求平反


林希领説:“有一點我恍然大悟了,以前我一直是爭取回中國去,讓他們能夠給我的冤案‘平反改正’,後來我發現,因為他們沒有民主,它這制度是專制獨裁的制度……他們這領導人都不是民選的,都是接班人制度,他們怎麼可能……他們沒有權力否定他們前輩所犯的罪。

“我覺得很荒唐,被害者怎樣向加害者來要求他‘平反’呢?有一天實行民主制度以後,對這些歷史上歷次運動的迫害,被害者就是應該要他們道歉、賠償。

“這是‘聯合國憲章’、‘人權宣言’的規定。中國參加了 ‘聯合國憲章’,只想從聯合國撈好處,但是這些人權的起碼價值觀他們都拼命拒絕,我真覺得為這樣的中國領導感到羞恥。

“我突然想到中國那句話,‘黃鐘毁棄,瓦釜雷鳴’。‘反右’以來,把一代一代的精英,一代一代的好人、愛國者打成敵人以後,這些賣國者他們上來就是‘黃鐘毁棄,瓦釜雷鳴’。現在這些中國的頭兒們,當權的那些,特別是搞鎮壓的,那些就是‘瓦釜’啊,瓦釜雷鳴哪!

“所以我對他們,已經絕望了,我再也不會向他們要求給我‘平反’、給我‘改正’。”

談到近況,林希翎説:“我就覺得我自己不好了,最後的歲月。我本來應該住在醫院裡,要不然住養老院,我住不起。我現在已經很不好意思花納税人的錢,我住的醫院病房更貴,5次在搶救病房裡,一晚2000多歐元。”

主持人:“您年紀大,沒工作收入,法國的福利怎樣?”

林希翎:“比美國好得多。基本的住院費、醫藥費不要付。一個月我的退休金只有500歐元,是最低的,我要付房租。我現在住的是貧民窟,國家的‘國民住宅’,加上水電,每月付400元,剩下只有100元,可以自己吃飯,哪裡夠呢!幸運的我兒子現在打工。”

主持人:“您現在感覺精神怎麼樣?”

林希翔:“我的精神……一陣一陣,精神好能看看報紙和書,生活還要自理。有一個法國鐘點工(國家福利),每天來兩小時,幫我忙。我現在靠法國的社會福利制度。輸血、用氧氣 ……氧氣就在家裡,也很貴,是國家負擔。”

主持人:“您以前還爭取回國定居,向有關方面提出過沒有?當局後來怎麼回答?”

林希翎:“我提出來了,他們都記錄,沒回答。近年我病重的時候,大使館也派人來看過我,送月餅啊什麼的……最後我提出我病得很重,葉落歸根,我(故鄉)家裡也有墳,都做好了,買的房子也在,我就把老骨頭放到家裡,我有妹妹和很多親戚……所有這些(中方)都置之不理。”

主持人:“現在您身體有哪些方面問題?”

林希翎:“肺心病,長期嚴重哮喘引起肺功能不好,不能沒有氧氣,心臟有病。現在又加上血小板低,低到如果不輸血馬上就死。現在每個禮拜至少輸一次,有時兩次。”

主持人:“每次輸多少CC ?”

林希翎:“兩口袋(每口袋300CC)新鮮的血,再加一口袋血小板。”

主持人:“您自己能做飯嗎?”

林希翎:“旁邊有個餐廳,給我送來中午一餐。簡單的就是我的孩子給我買牛奶、餅乾這些熟食,放在微波爐裡熱一熱。”

主持人:“您現在公開發表政治見解,談您自己一些看法的轉變,用您的話説是‘突破禁區’,您對於還回不回國,怎麼考慮呢?”林希领:“我不想了,現在讓我回我都沒法回去,我不能坐飛機。除非像我從美國回來,有專人、氧氣……很麻煩。當然,如果他們有心讓我回去,是有辦法的,飛機上做好措施,氧氣都帶上……我不再要求了,因為我不要叫他為難,我‘死了’好幾回,在利安尼米亞修搶救中心搶救,又把我退回來了。”

主持人:“在這個搶救中心搶救幾次了?”

林希翎:“5次。第一次把喉管都切開了,是2007年底,用人工氣管,23天,都不會講話了。現在就是輸血,輸血……連遺囑都沒時間寫。”

方勵之夫婦在巴黎看望病中老友林希翎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敎授、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先生2009年7月中旬到法國參加國際會議,和夫人李淑嫻一起去看望了居住在巴黎的病中老友林希翎。

林希翎通過電話吿訴我:“方勵之夫婦專門來看我,他們真是有心。”

方勵之、李淑嫻:與林希翎談共同的命運和有興趣的話題

方勵之,12歲加入共產黨地下外圍組織,1955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方勵之、李淑嫻被開除出黨,李淑嫻被劃為“右派”,20年後得到“改正”。

方勵之1984-1987年任中國科技大學第一副校長。在“反右”和“反自由化”運動中先後兩次被開除出黨。“六四”後被當局通緝、離開中國。

李淑嫻,1954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87年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敎授時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反右”和“六四”先後兩次被開除出黨。“六四”後被當局通緝、離開中國。

此行從法國回到美國亞利桑那的方勵之夫婦,談他們去巴黎到林希翎家中看望老友的這次難得相聚和一些隨感。

方勵之:“知道她在巴黎,我們正好去巴黎開會,像這樣的老朋友當然應該去看一看。特別知道她身體不好也不能行動,我們就設法去看她。”

主持人:“你們看她身體怎樣?”

方勵之:“很虛弱,説幾句話就需要吸氧,氧氣瓶老擱在那兒。”

主持人:“你們都談到些什麼?”

方勵之:“不免説到我們共同有興趣的問題。”

李淑嫻:“説我們共同的命運。”

主持人:“林希翎説您被劃‘右派’和她有關係……”

李淑嫻:“很多條‘罪行’啦,第一條就是支持林希翎。”

主持人:“談你們哪些共同點?”

方勵之:“談這一生遭遇不幸,當然我們比她好得多,我們可以説是遭遇不幸中現在狀態相對而言最好的。我們年紀跟她幾乎一樣,她也説看上去她衰老得太多,在監獄裡多年,家庭也很不幸,她小兒子自殺了。她很孤獨,我們去她很興奮。”

方勵之、李淑嫻:我們所見的林希翎身體狀況和生活環境


主持人:“她説你們以前也去看過她,那時她和兒子住在一起,境遇比較好。你們這次去,看她那裡情況怎樣?”

方勵之:“她現在身體很不好,根本沒法出去,和我們一起出去吃頓飯都不可能。”

李淑嫻:“她家裡沒有任何做飯的痕跡。”

方勵之•• “家裡亂七八糟,她沒有精力去整理。從後門走出去,往外看很漂亮,有樹、有草地,很舒服。”

李淑嫻:“那個居民區的當政者是共產黨,比較照顧弱勢群體。”

方勵之:“(笑)對,她説是‘(巴黎)唯一共產黨當政的地方’。”

李淑嫻:“而且這個(區的)共產黨得到群眾的支持,每年都選他。”

方勵之:“林希翎特別強調,説法共就不改名字。意(意大利)共等等1989年以後都改名字了,改成‘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林希翎轉述説,法共説‘我們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就是幫助弱勢群體。共產主義是從我們巴黎興起的,其它地方都是假的。’(笑)應該説林希翎到現在還是比較信仰共產主義,我們比較尊重,因為她也有她的原因。尊重弱勢群體,還是很有道理。”

李淑嫻:“她尊重她理想中的共產主義。”

方勵之:“對,這樣説比較準確。她生活靠法國政府這樣支持,還可以。”

方勵之: “她的環境按説也不算太壞,法國福利還是比較高的,她(生活)都是法國福利的支持,住房不算大,一個人住也夠了,特別是體力不好的人,太大房子也沒有用。我們談話就在後門走出去(的地方),路就是花園似的,巴黎整個很漂亮。”

李淑嫻:“她住單門獨戶,進去後一邊是廚房,對面是個小廁所乾乾淨淨有浴室(有政府派的人來打掃),臥房她自己有個床。再出去,很小的一間有書桌,從那個房間再出去,是個攔起來的地方,中間放個圓桌,還撐了一把傘。如果她身體比較好,是個比較好的單門獨戶住宅。”

方勵之:“是一座樓的第一層,後門出去就是通向公共的綠化的地方,樓距很稀,樓和樓之間有很多草地和樹木,如果照相,很漂亮,這也和法國這種福利社會有關。談起來也説幸虧她在法國。”

方勵之、李淑嫻:至今不給林希翎“改正”,很不公,她應活得更長,留下歷史見證


主持人:“你們見面也會憶舊、談現在的想法,側重談些什麼呢?”

方勵之: “比如談前途,當然包括她自己。她對前途不樂觀,對中國也不樂觀,她説自己經歷的事情騙子太多了,她已經灰心了,説中國至少短期看來,不會有起色。儘管經濟上比較好了,看起來沒有起色。”

主持人:“你們見她的時候,會不會想起當年的林希翎?”

方勵之、李淑嫻:“當年沒見過林希翎。在中國沒見過,我們知道她,她不知道我們。1989年她知道我們了。第一次見是1990年到巴黎開會,我們住在遠離巴黎的一個城堡,她把我們找到了,她那時候還相當好。1995年,2001年,我們每次去巴黎都要找她。2007年在洛杉磯(‘反右’ 50年研討會)見面。因為有共同命運,很容易共鳴。她的一個苦惱是,她説話,很多人不懂,沒人理解她。她説,我們一去,她覺得非常開心,我們心靈相通。”

主持人:“這位當年全國知名的‘右派’,到現在還沒有得到所謂‘改正’……”

李淑嫻:“她是唯一活著的了。”

主持人:“想到這點,見了面你們會説些什麼?”

方勵之:“是感覺很不公嘛,按她的説法,這社會太不公,對我們都是不公正。”

李淑嫻:“我對她説‘希望你好好活著’。她見證了最大的場面,應該活得更長一點,而且把這段歷史能夠留下來。”

主持人:“這次相聚,你們還有什麼印象比較深想説的?”

方勵之:“反正聚會一次少一次,確實是中國一段歷史,不管對她個人,對中國整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是很不幸的事件。50多年都過去了,還不能解決的問題,無論從哪個角度,能力太低了。”

李淑嫻:“不公平,不仁道。”

方勵之:“太不公平了。”

李淑嫻:“我手裡有一份人家向她採訪提的問題,很多事情只有她能回答,別人沒法回答的,有的是很個人的,有的是只有她有經歷的,她要是不在了的話,有些問題就無解。

“更不幸的是她進了監獄,15年監獄,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因此也使得他現在很多思想還停留在那個時候,還停留在她那時對社會的理解。她以後又離開中國了。她這個人特別關心世界大局,幾次回去又匆匆忙忙,所以不能有比較系統的認識。”

方勵之: “跟她能説得上話的人,在國內國外越來越少。跟她有差不多經歷的人才知道她在説什麼,比如她説共產主義如何如何,要是沒有她類似經歷,以為是標準的共產主義那種解釋,她有她(話)的內涵,只有同樣經歷的人才知道她用詞的含義,理解就很容易。

“我覺得,現在這也可以説是很不幸,你可以説她就留在那個時候。她也可能用過去的詞來描寫現在的東西。想像她有15年在監獄裡,才可能明白她到底要説什麼。她自己也説‘我説什麼,現在年輕一點的……40歲左右的記者根本不懂。’跟年輕一點的……他們不經歷,連哪前哪後……比如有一位有次談到説,‘鳴放’在前還是‘反右’在前,年輕人都鬧不清楚。(哈哈)這就沒法談了。”

主持人:“也因此看到回顧歷史、記錄真實的必要性。”

方勵之:“對。很多年輕人對‘反右’那段已經忘得差不多了。”

方勵之、李淑嫻:對腐敗痛心疾首,始終關注中國命運的一代知識分子


李淑嫻:“當年她在北大演講,我沒有直接聽,別人吿訴我的,她説‘現在中國實行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怎樣怎樣’……這觀點她一直沒變。”

主持人:“這次見面,對於目前中國,你們談到什麼話題,有什麼談得到一起或談不到一起的?”

方勵之:“沒什麼談不到一起的。只是交流些她知道的,或我們知道的情況。”

李淑嫻:“她不會上網。我們談到以前學術界是‘清水衙門’ ’現在已經腐敗到學術界了,腐敗到中小學敎員了,明明10個小時的課,敎8個小時,那兩個小時一定要交錢才能聽,而且那兩個小時是最重要要考試的。一個國家已經腐敗到這兒,就是腐敗到骨子眼裡了,非常可怕。如此不幸,我一講到國內的腐敗,林希翎痛心疾首。”

主持人:“你們談話中很多還是有關對中國的關注、對中國人命運前途的關注。”

方勵之、李淑嫻:“當然了。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

李淑嫻:“她這人……以前我和她沒什麼交往,接觸幾次以後,我覺得她這個人是太純粹的一個人,對家庭、子女都不是特別care(關心、看護),就想著整個國家的大事,……最後自己一無所有,這點是很可歎的。她關注中國現狀,以及整個社會的大事情,跟她談得津津有味。”

方勵之、李淑嫻:撫今追昔隨感——共產主義潮起潮落


主持人:“能順便説一下你們這次去巴黎是參加什麼樣的活動嗎?”

方勵之:“參加的是第十二屆馬歇爾•格魯斯曼(MarcelGrossmann)廣義相對論大會(MG12)。是廣義相對論方面國際第一流的會議,每3年開一次。第三屆是在中國上海開的,1982年,那時我寫過一篇文章,那是在中國第一次開,周培源打頭,下面事情是我做的。我是那個國際委員會12個委員之一,所以每次都要去。”

主持人:“經歷了人生那麼多大起大落,歷史的大變故,這次你們去看望林希翎,還有什麼值得一提的?”

方勵之:“好不容易見見面,聊聊天,真是隨便談。特別大家不但是五七年有同樣的命運,而且後來出國在國外,她看到法國的……我們在美國,也經常去歐洲,所以對世界上的……説大一點,整個共運從起到落都經歷了,共產主義運動是人類歷史上20世紀一個很大的事件,我們幾乎在這個潮起潮落中……”

李淑嫻:“我們在潮起的末端時加入的。”

主持人:“您説是在‘潮起的末端’加入為共產主義去努力,去實踐,您所説的那個‘末端’是從……”

方勵之:“二戰以後,二戰時是共產主義的末端了。”

李淑嫻:“你想想看,二戰時有那麼多優秀的人,自動地去為共產黨做事嘛,連同在美國的被檜斃的人,都不是為了錢,就是覺得共產主義理想很好嘛。它的末端,二戰以後逐漸暴露了(問題),而我們當時還不知道。延安時期也暴露了。”

方勵之:“整個開始沒落是1956年,赫魯曉夫的報吿,非常典型。”

李淑嫻:“對。我們就是在那個時候加入共產黨的,在這之前,進入大學或高中的時候,就慢慢地想到自己的人生,覺得共產主義是一個選擇。”

方勵之:“那時候,你説物理學家聰明吧,有很多加入共產黨的。還有意大利很有名的,物理方面非常出色,幾乎跟諾貝爾獎……而且不止一個,他們一幫子,後來就跑到蘇聯去了。這是高潮還沒到‘末端’那段,做原子彈那段主要是物理學家做的,裡面很多是共產黨或者是親共,所以後來有‘麥卡錫(主義)’。

“當時原子武器的一個秘密數據,就有可能是在美國的共產黨給偷到蘇聯去的。

“這些故事我們做這行的都知道,這些(參加共產黨的)人都是原來很真誠的。但是也可以説被歷史利用,反正這段歷史很有意思。現在因為遠離那段了,是非利害,看起來潮起潮落,很值得研究。”

主持人:“你們説自己是在潮起的末端加入的……”

方勵之:“我們都是1956年前加入共產黨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加入(一些活動)的。1956年開始,有個大問號出現。”

李淑嫻:“五六年以後、‘反右’以後,就感覺到疑問,可是我們加入的時候,不知道它已經到了末端,還覺得它興旺得很呢。”

主持人:“你們人生命運的起伏,是從問號開始,可是到現在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這個以共產主義為名義的政權依然存在著……”方勵之:“現在的共產黨早已不是當年的共產黨,不是毛的共產黨,根本就不是共產黨了,現在……跟我前幾年預言……就像南美了,完全是軍事獨裁、經濟壟斷和政權專制集合了。”

李淑嫻:“畸形發展。”

方勵之:“現在關鍵一條你注意,軍是黨的。軍隊從來不能國家化,這就是軍政府的基本特徵。”

李淑嫻:“利益是世襲的。”

方勵之:“首先要掌握軍隊,軍隊不是獨立於黨的、政府的軍隊,軍隊職能一般是對外,對內是警察的,從‘六四’以後早就不分了。”

主持人:“既然話説到這兒,我就多問個問題,共產主義曾經有那麼大的感召力,呼唤了很多有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去投身,去實踐,其間有很多犧牲、流血、沉痛,也有浪漫情懷,你們也曾經在其中。那你們二位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共產主義沒有像你們投身的時候希望的那樣成功,原因是什麼?”

方勵之: “簡單説,成功不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錯的。”

李淑嫻:“它不自洽。”

方勵之:“根本就不自洽,根本就不可能是無產階級去當這個政權,當了政權你就不是無產階級。你做的事情完全是專制或另外一套。也許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問題的揭露確實有獨到之處,比如經濟危機啦,但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絕對不對。最後接過去是列寧,實際到考茨基那裡就否定了,考茨基就是北歐那一套了,實際不叫共產主義,叫社會民主主義了。北歐比法國的福利更高,我去過北歐,馬克思仍然作為賢者被敬仰。”

主持人:“現在還有沒有吸引你們的社會理想?”

方勵之:“我們年輕時那種理想主義並沒有泯滅,就是公平、自由、民主,我們還追求這些。”

李淑嫻:“我們這次是是受法國總統名義邀請參加觀禮了。像法國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還是很美麗的。作為社會、作為個人,就是要追求真善美。

“所以,我們對於中國這個暴發戶一下子變得如此有錢,連美國的一些商人都被迷惑住了,我們一點也不迷惑。我們覺得根本也沒有觸及到它體制的改變,現在只是一時的。”

林希翎逝世前4天在病床上接受我的採訪

主持人:“到目前為止,您覺得您當年提出來的許多人沒有辦法認同、被治罪的那些,現在在哪些方面有了共識?”

林希翎:“就是我當年的那種理想,我當年的那種理想,是被一代一代中國的老百姓、中下階層……這些思想代表者繼承著,我深深感到欣慰。覺得我為它……為了這樣的理想,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所以説,無怨無悔。”

訪“五一九”人、曾與林希翎並列為“全國學生最大大右派”的譚天榮先生


1957年,北京大學師生在“大鳴大放”中響應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號召,給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5月19日這天,是開始貼出大字報的日子。5月19日中午,北京大學大飯廳東牆上出現了歷史系學生許南亭以“歷史系一群同學”名義貼出的大字報,質問校團委會“關於我校出席團的‘三大’代表產生的情況”。哲學系學生龍英華貼出大字報,號召搞一個“民主牆”……4天後,林希翎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當天晚上,登上辯論會講台,從此開始使她後來獲罪的幾次演講。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逝世當天,我採訪了幾位當年的“右派”,北京大學“五一九”人,林希翎的老朋友們。

1957年5月20日原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當年在北大張貼出他著名大字報《第一株毒草》、《第二株毒草》……其中談到“黨的‘螺絲釘’不過是沒有思想的白癡” ,談到“1895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按照鐵的必然性轉化為自身的反面”……譚天榮被毛澤東親自點名,與林希翎並列為1957年學生“最大右派”的譚天榮後來被勞敎11年。

得知林希翎逝世,青島大學物理系退休敎授譚天榮説:“想説一點,其實我們對過去和現在認識有些不一樣。我感覺到我們已經是屬於過去了,無論是在我的思想上還是做法上,都抱這麼一個態度。可是我覺得林希翎她不是那麼認為,也不是那樣做,她還是積極參與。”

主持人:“她這樣,您怎麼看?”

譚天榮:“她對自己的想法和我對她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我只想説這一點。”

主持人:“您看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譚天榮:“她是個社會活動家。”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張元勛先生


1957年5月20日凌晨,北京大學學生張元勛與沈澤宜一起貼出題為《是時候了》的詩歌大字報,説“今天,我們要鳴起心裡的歌,化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中的一切黑暗”。張元勛是中文系三年級學生,劃為“右派”後被逮捕判刑8年。

聽到林希翎在巴黎逝世的消息,山東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退休敎授張元勛先生説:“她病危我已經知道了,過世的消息我剛聽説。我們感到很悲傷、很沉痛。我們是好朋友。應該説她是個非常好的、很正直的中國公民。她的一生是很艱難、不平常的。她值得我們永遠紀念。”

主持人:“您最初見她是什麼時候?”

張元勛:“在北大的時候。”

主持人:“她在北大第一次演講(1957年5月23日)您看見她了嗎?”

張元勛:“看見了,我們簡單説過幾句話。”

主持人:“後來交往過程中有什麼特別值得回憶的嗎?”

張元勛:“上世紀90年代,她到大陸來,到我學校來見過我一次。那時候她已經有病了,生活比較困難,很潦倒。我們的談話限於一般友誼,是老朋友,互相安慰,她在我那裡待的時間很短就走了。”

主持人:“對這位‘右派’老朋友到現在也沒有被改正,您有什麼要説的嗎?”

張元勛:“還是希望能夠給她改正。她説她沒有什麼對不起國家的事情。2005年我寫了一本書叫《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林希翎正好在香港看到,她很高興,一個電話打到我家來。我的書裡有她當年到北大來的一個比較詳細的記錄。她到北大來演講,可能也就是我給她留下了唯一的記錄。她很高興,後來把這本書帶到法國去了。”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陳奉孝先生


陳奉孝林希翎去世,非常難過,我被嚴密監控——

1957年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三年級學生陳奉孝,在“鳴放”中發表意見,也是“百花學社”和其刊物《廣場》的組織者之一,後被打成“右派”,以“反革命”罪,坐牢20年。“右派”改正後,任中學敎師,現已退休。

聽到林希翎逝世的消息,住在山東濰坊的陳奉孝先生説:“自從得知她病重以後,我一直心裡非常難過,但是我一直受到嚴密監控,向外打不出電話,出國也出不去,所以一直很焦急。今天知道她去世了,心裡非常難過。”

陳奉孝林希翎1957年提出的三個問題了不起——

陳奉孝:“林希翎是一代人的代表,是1957年北京的大學生‘右派’代表人物。她當時提出的三個問題,非常令人震驚。

“第一,她首先提出‘黨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在那個時代,她是第一個提出來的。

“第二,她公開説‘胡風不是反革命’。

“第三,説‘中國現在實行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封建主義的社會主義’。提出這些,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當初作為年輕學子,對這樣一些重大嚴肅問題提出這樣的看法,確實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對林希翎一直非常佩服。”

陳奉孝在我看來,不給她“改”更好——

主持人:“林希翎到生命的終點‘右派’問題也沒有得到改正,就您後來瞭解林希翎的狀況,有什麼想説的嗎?”

陳奉孝“林希翎一開始曾經希望‘改正’,2000年來過北京,那年正好我孩子高考,我沒來得及跟她見面。她跟王國鄉、錢理群等人見了面。她也曾經向統戰部提出要求‘改正平反’,但是中共不答應。

“當時我就想,共產黨既然定下來‘反右沒有錯,只是擴大化了’,學生當中肯定要留一個。留誰呢?最後留來留去就留下了她。當初也打算留我的,後來1984年對我也給‘改’了。統戰部對她的答覆是‘你生活上如果有困難,我們可以適當給以幫助,但是你這右派問題不能改’。從那以後,她就明白了,共產黨不可能給她‘改正’。實際上在我看,對她來説,不給她‘改’更好。”
主持人:“您為什麼這麼説?”

陳奉孝“因為她實際上是個標誌性人物。她那些觀點提出來,主要重點就是旗幟鮮明反毛的。既然是反毛的,你給她改了以後,反而不好了,倒沒什麼意義了。我們倒是改了。她改了有什麼用呢?絲毫用處都沒有。”

陳奉孝:我為什麼被監控——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現在受到監控,您已退休,70多歲了,為什麼還會受到這樣的限制?”
陳奉孝:“一是2007年3月份,我曾經去過一次香港,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邀請我去的,對我作了個採訪,在《開放》雜誌上登了我一張照片。這下引起國內的注意。二是《零八憲章》,我是最早簽名人,也算發起人之一。從那以後,我一直受到嚴密監控。

“2007年‘反右’ 50周年時,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給我來了邀請函,而且我都辦好了簽證,普林斯頓大學還給我買好了電子機票,結果我就沒出去。出不去,沒辦法。現在我上北京都去不了。”

陳奉孝:悼念林希翎,她的精神永存,我很想去巴黎,被監控不可能去——

主持人:“如果您是自由的,還有什麼打算要做的事嗎?”陳奉孝:“我寫了一篇悼念林希翎的文章,傳給了朱毅(網名‘祭園守園人’,林希翎治喪委員會成員),我很想去巴黎,根本不可能。”

主持人:“得知林希翎今天逝世,您還有什麼特別要説的話?”陳奉孝:“我覺得林希翎逝世是非常令人震撼和惋惜的事情。她雖然死在國外,但她的奮鬥精神是不死的,她的影響永遠 ……像當年林希翎、林昭這樣的人,精神是永存的。”

主持人:“您覺得是什麼精神?”

陳奉孝:“就是為了爭取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林昭、林希翎都是貢獻了自己的一生。我最早寫過一篇文章《關於我所瞭解的林希翎》發表在《觀察》上,對林希翎的一生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述,在國內北大的網站上也發表過。”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王國鄉先生


王國鄉林希翎逝世,特別痛苦和惋惜,她有才華,但一生沒有真正翻身——

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到訪北京大學,北大學生王國鄉帶著林希翎在校園看大字報,而後陪她去醫院看朋友。就在這天晚上,林希翎登上北京大學演講台,開始她1957年的第一次演講。

當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三年級學生王國鄉,後來也被劃為“右派”,‘勞敎’ 6年。1973年又因為寫文章,反對計劃經濟,主張市場經濟,被投入監獄4年。

在北京得知林希翎逝世,王國鄉説:“聽到後感到特別痛苦和惋惜,前兩天只是知道她病危。她一直沒有被‘改正’。應該説她在思想傾向上一直還是和共產黨保持比較近距離的,一直還認為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我至少在理論上認為共產主義是錯誤的,或者計劃經濟是錯誤的。所以,對她的沒被‘改正’,我實在是感到非常遺憾。

“對國內來説,她一直是作為‘右派’分子的典型被留下來了。所以最後也沒有再在國內工作。這是非常讓人痛惜的事情。

“林希翎很有才華,在文藝理論的研究,或從事新聞報導方面……她還在《中國青年報》作過記者,應該在社會活動中比我們有更好的前程。結果被投進監獄,而且一生就沒得到真正的翻身。我一直為他感到惋惜。”

王國鄉:1957年5月23曰這一天——

主持人:“您怎麼看林希翎?從當年演講,直到後來您所得到的關於她的信息,您覺得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王國鄉:“我和她的接觸……‘反右’前就有一點認識,因為她當時的一個戰友叫劉秉彝,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好朋友,他和林希翎是部隊戰友。她經常去看劉秉彝,我們就認識了。

“我和她開始沒有多少聯繫,對她印象深是當時她曾經把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就是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吿’借給我們系,讓我們閲讀。她可能是在團中央那裡搞到的。

“我們有機會閲讀這個東西,對我影響極大。我本來就對當時的這種狀況有點兒不滿意,看了 ‘秘密報吿’後聯繫到中國的情況,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問題,所以就在1957年‘整風’期間把這些觀點説出來了。這樣就導致我一生命運的一個大轉折。

“我跟林希翎最主要的聯繫就是1957年5月23日前後,她到北京大學我們宿舍區找劉秉彝,劉秉彝當時生病在醫院,她也不知道醫院在哪兒,我就帶她去醫院。這時學校貼了很多大字報,我的大字報也在學校貼著呢,我就領她先去看看我的大字報。

“我的大字報寫了 ‘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在《原上草》(北大右派分子言論集)中有這篇。指出‘在中國存在著個人崇拜現象,存在只有集中沒有民主現象,認為民主集中制如果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就會出現秦始皇、法西斯主義’,這是我的言論中最厲害的言論了。另外就是認為‘中國的所謂官僚主義、敎條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是‘整風運動’的對象)這些東西不是個人的問題,不是通過整風能夠解決的,是制度問題’。

“我領她看北大大字報的時候,她就感到北大的民主情況比起人大,非常活躍。她説‘北大民主氣氛和同學們的覺悟實在太高了,比起人大實在是太活躍’。我就領她去醫院,路上不斷講‘整風運動’的問題,到醫院和劉秉彝一起也跟她談了很多我們的觀點。

“從醫院回來,天很晚,我準備請她到大食堂吃飯。還沒吃飯時,發現小飯廳前面搭有一個台子,台子上當時有個很著名的同學叫劉奇弟,正在和別人辯論。辯論過程中好像是有一種很強勢的力量對劉奇弟進行攻撃,因為劉奇弟主要提出‘胡風不是反革命’,為胡風喊冤,劉奇弟在台上遭到圍攻。

“林希翎聽得很有興趣,就一步一步往前邊擠,我就跟著她。擠到離台子大約幾米遠的時候,停了一陣。忽然她也沒跟我打招呼,就上台發言。這是她第一次在北大發言。她講中國缺乏民主,‘三害問題’等等,提出很多她以後在演説中説的那些問題。

“本來我計劃送她上車,就這樣,她進入辯論,我晚上還要參加考試,我就離開了。從此以後,到我‘右派改正’以前,都沒見到她。”

主持人:“對林希翎來説,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按她以前接受我採訪時講的‘從那天登台,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後就再也沒能從台上下來,。”

王國鄉:“林希翎是中國意識形態自相矛盾的焦點、‘反右’被迫害者的代表。”

主持人:“現在她過世了,回顧你們的接觸,以及對她後來的瞭解,您還有什麼特別感受和想説的?”

王國鄉:“特別感受就是,我似乎認為她對大陸所完成走向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改革不理解。她還堅持所謂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路線。她在90年代回國一次,我專門去看她,跟她一起去逛了紫竹院。在這個地方,就向她解釋,因為我當時已經在從事西方經濟學敎學,就向她講微觀經濟學,講市場經濟優越性,她似乎不理解。我覺得她仍然在堅持搞所謂‘第二國際’的思想路線等等。”

主持人:“發展下去,那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就是北歐一些國家的那種模式?”

王國鄉:“對對。但她似乎並不讚賞真正的市場經濟,基本上還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很令人不可理解的,這是我認為最遺憾的事情。她在法國那麼多年,不知道她為什麼不能接受現代市場經濟道路。”

主持人:“您認為林希翎還堅持馬克思主義,可偏偏是她,‘右派’問題至死都沒得到改正,您看這是怎麼回事呢?”

王國鄉:“這是時代悲劇,歷史謬誤。在中國,人們直到今天還説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中國人現在所做的已經完全徹底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無產階級在中國國內的地位……’恐怕還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高,可它還要聲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先進政黨,不説實話。

“我和林希翎年齡差不多,我覺得大陸現在存在的問題就是,直到今天,在我生命將要結束的時候,我仍然被假話瞎話所籠罩,在這種狀況下過日子,實在太痛苦。中國現在就陷入這樣一個意識形態自相矛盾的狀態。林希翎還正是這個矛盾的焦點之一。”

王國鄉先生長歎一聲:“唉一我們是中國知識分子遭受苦難的代表人物,我們有共同的命運。我對她一直比較關注。她至少是‘反右運動’……據官方説55萬人的一個代表人物,她還是之外沒有‘改正’的。另外,實際上國內有一個統計數字,説是包括‘中右’和因‘反右’而遭到迫害的人,要多得多,有350萬。

“至少,林希翎是這些人的一個代表。”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岑超南先生


岑超南: “反右”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錯了,還認為“基本正確,擴大化而已”,讓人笑話——

現居住在香港的1957年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岑超南先生説:“我跟她沒什麼直接接觸,因為我在學校不是很活躍,也沒參加什麼辯論,被打成‘右派’,只因我寫了一篇大字報,後來被收集在一本書裡,成為比較重要的大字報之一。”

主持人:“聽到林希翎過世的消息,您有什麼話想説?”

岑超南:“很可惜。共產黨這個事情做得很差勁,‘反右’運動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錯了,還認為是‘基本正確,嚴重擴大化而已’這是説不過去的,以一般常識,也是讓人笑話的。”

岑超南:當時林希翎和“右派”們的意見現在看來都是正確——

岑超南:“其實林希翎也沒做什麼事情,就是發表了演説。那些意見現在看來都是正確嘛!當時‘右派’那些意見現在看來都是正確的,共產黨是不認錯的。”

岑超南先生被打成“右派”後,被下放到一家玻璃廠勞動,與那些入獄或“勞敎”多年的“右派”同學相比,他説“我還是比較‘幸福’的。”

岑超南:我為林希翎平反的事給北大校長寫過信,北大應該是思想領域旗手——

岑超南1978年後移居香港,退休後在社會上作助學工作,搞了“北大助學基金會”籌款1600多萬,幫助學校蓋了 20多個新學校,援助了 1萬多學生。在香港被嘉獎為“優秀義工”。

主持人:“林希翎的‘右派’問題沒有‘改正’,現在她過世了,您有什麼要講嗎?”

岑超南:“這件事早就應該平反。我曾經為這件事寫過信給北大校長,因為我們給北大助學,他們選我為北京大學香港校友會常務副會長,我專門請人交一封信給北大校長,説北大這個學校應該表示出自己在思想領域是一個旗手,應該對這件事有個正確的描述。

“北京大學在校史裡五七年北大‘右派’的‘五一九運動’是一個旗手,應該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是民主運動,反封建,反官僚主義。但北大校史介紹裡,只有寥寥20多個字,就是重複了共產黨‘三中全會’的決議裡,説‘這個運動嚴重擴大化,損害了一批學生 。

岑超南:《北大物理九十年》主編有骨氣,直接就寫“共產黨以言入罪”——

岑超南先生説:“1990年百年校慶時,每個系都出了一本書,寫本系歷史。我們北大物理系負責人就很大膽,很誠實,用了 700多字,寫1957年‘右派’的事。物理系也是大批優秀的學生、敎師被打成‘右派’,寫進《北大物理九十年》,有很詳細的分析,很敢説話,直接就寫‘共產黨以言入罪’,主編的這個人還做過北大副校長的,很有骨氣。”

岑超南:掩蓋事實連大學都不配,何談“一流”,憶蔡元培校長——

岑超南先生説:“我給北大校長的信裡説‘你北大起碼跟物理系學習一下’,他給我回信説,這是中央定的調子,他們也是沒法。我説‘北大不是官衙門,官衙門可以這樣説,北大應更須取捨,你要麼作為一流大學,起碼要肯定客觀事實。掩蓋客觀事實,連大學都不配,還有什麼一流?’我是很不客氣了。在我理解,他們也變成官衙門了,和以前的北大不一樣。以前我們北大能衝撃……‘五四運動’蔡元培校長能擔保學生,還頂住不讓逮捕學生,現在不一樣。”

岑超南:林希翎至死得不到公正對待,比她惨的還有很多,建議看一個網站——

談到林希翎的逝世,岑超南先生説:“我跟林希翎接觸不太多,前年她來北大的時候,也到我們北大校友會來過。對她過世感到很可惜,至死還得不到起碼公正的對待。

“ ‘反右’這個運動,比她慘得多的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有些人在香港。我建議你看看香港一個網站 www.57HK.org 專門講57年‘右派’的。‘香港五七學社’專門收集57年‘右派’的事。都是一個個人,都是血淚史。已經出了七、八千條。包括寫林希翎的,寫我們的,都有。”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一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youpai-0922200915l653.html
(二 )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fanglizhi-08062009163930.html
(三)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linxiling-092820091309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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