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欽本立與著名的《世界經濟導報》

第四篇 欽本立與著名的《世界經濟導報》

(首播：2001年8月11日）

張偉國主編《欽本立的擦邊球》出版

正當中國大陸多家報刊雜誌因所謂“自由化傾向”被當局查封的 時候，不久前張偉國先生主編的《欽本立的擦邊球》一書由美國21世 紀中國基金會出版。書中記述的是關於欽本立先生和他創辦的《世界 經濟導報》。

“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了該書主編者、幾位讀者和相 關歷史事件當事人。

主編者張偉國先生原是《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首席記者、八九“六四”後被當局關押20個月、現為美國自由新聞工作者。

當我問到為什麼要編這樣一本書，張偉國先生説：“欽本立是中國現代報業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世界經濟導報》是1949年以 後中國新聞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報紙。”

欽本立肖像

1980年代末被譽為中國大陸“最勇敢的報紙”的《世界經 濟導報》，該報總編輯欽本立 是八九民運中第一個被中共 整肅的對象。

在美國讀到《欽本立的擦邊球》一書的《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 平先生説：“我覺得張偉國主編的《欽本立的擦邊球》，是紀念‘六四’的一個很重要的資料性文獻。

“大家都知道，在八九民運中《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是一個有全 國性影響的政治事件，圍繞這個事件引發的各種其它問題都在八九民 運中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欽本立作為《世界經濟導報》的總編輯在80年代、尤其是在80年代後期，在思想解放、推動改革、形成輿論方面都作出了很大 貢獻。《導報》當時可以説是中國出版界、新聞界鼓吹思想解放、鼓 吹改革的一面旗幟。從《欽本立的擦邊球》這本書也可以看出江澤民 在八九民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對自由民主的敵視和恐懼。”

主持人：“您看這本書有什麼主要特點？”

胡平：“收集資料非常齊全。收集到欽本立當時在主持《世界經 濟導報》工作時的一些言論和文章、海內外圍繞著《導報》事件對欽 本立的採訪，還有欽本立去世以後各界人士對他的緬懷和對《導報》 事件的報導。這樣就把整個《導報》事件和八九民運的大背景相當完 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因此我覺得這本書的史料價值相當高。”

特殊人物欽本立：與雨個歷史事件有關

主持人：“欽本立1918年生於中國浙江長興縣。大學三年級時 正值抗日戰爭時期，他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而被開除學籍。欽本立進 入新聞界，先後在成都《時事新報》、《重慶商報》、《商務日報》、《文 匯報》等報社工作，一度負責香港《文匯報》駐上海記者站的工作。

“共產黨在大陸建立政權前夕，欽本立加入中國共產黨。共產 黨執政初期，他作為共產黨的代表人在上海《新聞報》工作。之後， 又在《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和《文匯報》工作。

“1980年6月，欽本立在上海創立《世界經濟導報》，並擔任該 報總編輯。張偉國先生説，欽本立是中國現代報業史上一個非常特殊 的人物。”

主持人：“他特殊在哪裡？”

張偉國：“欽本立作為一個特殊人物，有兩個歷史事件跟他相關聯。

“一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毛澤東所謂《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實際上就是針對欽本立的。當時欽本立是《文匯報》 的黨組書記、常務副總編，社長兼總編是老報人徐鑄城，欽本立在裡面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

“第二個事件是1989年《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因為紀念胡耀邦， 我在北京和《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一起組織了悼念胡耀邦座談會。”

1989年6月被當局勒令停刊的《新觀察》雜誌主編、現在在美國 的戈揚女士回憶當時的情況。她説：“參加那次會議有北京的李昌、 李鋭、胡績偉、秦川，以前的‘右派’章立凡等好多人。”

另一位會議參加者、現在美國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 所長蘇紹智先生説：“會上其實談話並不尖鋭，都是懷念和頌揚胡耀 邦的，只有嚴家祺和戴晴講話比較尖鋭，也沒有批判現政府。”

張偉國先生也談到關於這次會議上嚴家祺和戴晴的發言：“後來 上海市委江澤民、曾慶紅、陳至立要求一定要刪去兩個人的講話，一 個是嚴家祺的，他提出‘現在領導人的權力更替沒有按照程序，應該 按照法律程序更迭政治權力’。戴晴提得更尖鋭些，她提到從陳獨秀 到胡耀邦，中共的總書記沒有一個是好下場的，應該從這裡面吸取敎 訓。胡耀邦悲劇不是他個人的，是共產黨政治體制造成的悲劇。”

我採訪了在北京的作家戴晴女士，1989年她是《光明日報》記者， 八九“六四”後她被吊銷記者證，在秦城監獄拘押了 10個月。我請 戴晴女士談談她記憶中的那年4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紀念胡耀邦座談會。

戴晴：“那時候氣氛已經越來越緊張，那天胡德平也被請去了。”

戴晴這裡所説的胡德平是胡耀邦的兒子，1984年胡德平發表在 武漢《青年論壇》創刊號上的《為自由鳴炮》一文廣受讀者注意。

戴晴回憶1989年4月19日會議上的情形：“當時主持人也很緊 張，都希望不要出事情，胡德平一再反復使用一個字眼，就是‘祥 和’，希望這個社會能夠祥和，他説了好幾次。

“中國很優秀的人物都聚集在這裡，我就覺得發言水準很低， 不要説沒有談國內的民主自由，就是黨內胡耀邦的那些戰友也完全不 理解他。

“後來我實在忍不住，當場反駁一位章乃器的公子，名字我忘 了，當時他懷念胡耀邦説‘他真是好人。當時右派平反的時候，我給 胡耀邦寫了信，本來他們定了，我父親永遠不能平反。後來胡伯伯回 信了，我父親得到了改正’。我當時就覺得，如果這樣，章伯鈞的兒 子要不要感激呢？儲安平的兒子要不要感激呢？

“然後我又接著去反駁那些黨內的開明派。”

另一位當時在會議上發言，引起當局不滿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八九“六四”後被中國當局通緝、流亡海外，現 在在美國的嚴家祺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況。

嚴家祺：“我記得參加那次會議的有王若水、胡績偉、陳子明、 戴晴和蘇紹智……

“很多人，大家很自由地發表意見，想到胡耀邦的去世感到很 悲痛。

“當時戴晴作了個發言，説‘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所有的總書記 都沒有好下場’。

“我也發表意見，想到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我説‘當時對 天安門的學生運動不能採取鎮壓的作法，1976年那個鎮壓造成的後 果不好，這種鎮壓只能造成事情最後的翻案’。

“我説，對於當時悼念胡耀邦的行動也不能採取鎮壓態度。當時 對於這樣一些發言，就被認為很嚴重，不能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登 出來，但欽本立為了維護新聞自由，堅持要把這些發言發表出來。”

當年會議主持者之一戈揚女士後來和欽本立當面談了這件事。

戈揚回憶説：“我經過上海的時候，跟欽本立談了這件事情，那 時候是江澤民主持上海市委。上海市委勒令《世界經濟導報》把已經 發出去的報紙全都收回，欽本立沒有收回。後來市委就派了劉吉到 《世界經濟導報》，叫作‘整頓小組’。”

那時在《世界經濟導報》工作的張偉國先生回憶這段往事説：“當 時上海市委以江澤民、曾慶紅、陳至立為代表的控制意識形態的官員 對欽本立進行整肅，導致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該報因此壽終正寢。

“這在新聞界激起很大反響，當時新聞界在聲援《導報》和聲援 欽本立過程當中有一個共同理念，就是‘進一步，就能進步十年；退 一步，就會倒退十年’，大家如果能夠團結起來爭取新聞自由，使欽 本立能得到一個公正對待，那麼中國的新聞自由就會向前邁進一大 步；如果這個目標不能達成，中國的新聞改革和探索就會大大地後 退。

“《導報》事件也成為八九民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還我《導報》！還我本立！”

蘇紹智先生回憶：“那時上海首先出現了支持《導報》的遊行示 威，北京各報也紛紛向上海市委抗議，民主派也發表了保衛新聞自由 的公開信，發起簽名運動，我們當時都簽名了。北京也有大量的記者 上街遊行，支持《導報》，呼籲新聞自由。”

(插播：1989年張敏在北京街頭探錄的新聞工作者遊行實況錄 音片段，口號聲，領與眾呼）

“新聞自由！” “新聞公開！ ” “開放報禁！ ”

“還我《導報》！” “還我（欽）本立！ ’ “新聞要講真話！” “人民要聽真話！“記者想説真話！” “不要逼記者造謠 眾歡呼聲：“好！好！”（掌聲）

蘇紹智先生講了一些當時很少為外界所瞭解的事情的細節。他 説：“5月初，我接到了當時在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工作的季崇威的 電話。抗戰勝利後季崇威在上海《大公報》作記者，和欽本立，和我 都是老相識。他説，江澤民到北京來向趙紫陽匯報《導報》事件，趙 紫陽很不高興，一句話都沒有説。

“但當時在場的芮杏文説，你這樣的作法使我們很被動。江澤 民很慌張、很緊張，就找季崇威，要季崇威想辦法讓欽本立檢討。江 澤民説，只要欽本立肯檢討，他可以立即恢復欽本立的職務。季崇威 知道我跟欽本立很熟，就要我打電話給欽本立。我説‘恐怕不行吧？ 要他檢討是不可能的，可以建議欽本立説明一下經過’。季崇威説‘也 好。反正江澤民很著急。’他要我打電話給欽本立試試看。

“我就給欽本立打了個電話，説明季崇威的意思。

“欽本立説‘事情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我個人的問題了，而 是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問題’。所以他拒絕了。

“我把欽本立的話吿訴了季崇威。

“這是我最後一次給欽本立打電話，後來欽本立實際上被監控 起來。我對他是非常佩服的。”

談到江澤民處理《導報》事件的方式，嚴家祺先生説：“江澤民 查封了《世界經濟導報》，大家都知道了，江澤民通過這件事情表演 了他強硬的姿態，赢得了鄧小平對他的好感，這件事也是江澤民能最 後成為總書記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原《世界經濟導報》副總編輯，現在在香港的新聞工作者朱杏清 先生也分析了江澤民處理《導報》與他後來當上中共總書記的關係。 他説：“江澤民在《導報》問題上的作法赢得了黨內的具有保守思想 的元老的好感，甚至成為他的一個主要的政績。地方官員很多，成為 政治局委員的地方大員也有好幾位，但江澤民能夠當上總書記，我相 信跟他在上海這一方土地上能夠幹出封閉《導報》這件事大概有一定 關係。”

胡平先生説：“江澤民主要是由於《導報》事件而被中共保守派 的元老所看重。當然，事實上江澤民在八九民運初期固然是採取了這 種非常保守、非常專制的做法，但在運動中期階段，趙紫陽從朝鮮回 來之後，黨內開明派的勢力在一段時期內略略占了些上風，對民運的 態度有些改變，趙紫陽還批評了上海的江澤民對《導報》處理得不好， 江澤民那時候還是非常恐慌、非常緊張的，這也暴露出江澤民本人的 機會主義性格，這一點也很有意思。”

朱杏清先生也看到現在被尊為“核心”的江澤民的這一面。他説：“人是非常複雜的動物，江澤民曾經對欽本立説過，我們都是老寫檢 討的，如果你不善於寫檢討，我可以幫你寫好檢討。他跟欽本立開過 這樣的玩笑，江澤民甚至也説過‘我是上海市委書記，《導報》過去 受到過各方面攻撃的時候，我其實也承擔責任的’。他甚至還説過‘我 也幫你們説過話的’。

“當陣線還不太明確的時候，江澤民並不是老是以一種特別‘左’的面貌出現，他甚至相信自己是黨內比較開明、接受敎育程度 和個人經歷在共產黨幹部中還算是比較拿得出手的一個，他比黨內 的不少‘土八路’要來得洋氣得多。但是，這並不能説江澤民因此在 思想上就是真正解放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比較因循守舊的人。 我相信，如果局勢不是向八九‘六四’這個方向發展，而是向另外的 方向發展，也許江澤民也會適應得很快。”

《世界經濟導報》的貢獻

當年《導報》駐北京首席記者張偉國先生談到《世界經濟導報》 的創立和作出的貢獻。他説：“在中國，在80年代產生《世界經濟導 報》這樣一張報紙也是一個非常例外的現象，因為共產黨是以控制新 聞自由、控制媒體為能手的。《導報》的人員組成、辦報風格概括起 來就是‘打擦邊球’，用比較邊緣的手法突破言論禁區、擴大空間， 在欽本立的領導之下作得有聲有色。”

朱杏清：“我進《導報》的時候，他們對我説，他們平均年齡是63歲，而且基本上都是各次政治運動當中的受害者，他們要的是讓 中國上上下下所有讀者都能感到中國需要開放。”

主持人：“《導報》辦報方針是怎麼樣體現這些願望的？”

朱杏清：“《導報》當時提出的一些辦報方針現在已被很多人借 用了，《導報》有一種説法叫‘讓世界瞭解中國，讓中國瞭解世界’，‘要從更大的開放當中獲取全世界的、人類的文明成果’，但是大家 都沒有明説，因為在毛澤東共產黨禁錮政策下固步自封了那麼多年， 中國實際上成為很可笑的世界上孤立的一員。”

《世界經濟導報》一共存在了 9年多，回顧這一過程，張偉國先生説：“《導報》雖然壽命不長，但是對整個新聞自由的推動，特別 是為推動經濟改革和開放產生了一些影響。”

蘇紹智先生説：“《世界經濟導報》當時是中國大陸呼籲民主自 由思想最開放的報紙，所以它的銷路越來越廣，篇幅也越來越大，原 來只有4版，後來出到16版，在海外都認為它是中國最開放的報紙。 當時趙紫陽很重視。打撃《導報》的企圖在趙紫陽主政的時候就提出 過，但趙紫陽説了一句‘我愛看《導報》’ ’於是就沒法處理《導報》 了。”

張偉國：“因為《導報》事件，新聞界、知識界對《導報》的支持、 聲援使得八九民運從單純的學生運動轉變成社會運動，轉變為由知識 分子和社會其他階層參加的全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主持人：“您對欽本立印象最深的還有哪些事？”

張偉國：“印象比較深的是在1989年初，欽本立和我及《導報》 其他一些人員在一起商量怎樣發展成《導報》報系，建立《導報》報 業集團。當時我們已有一個雜誌，叫《地區發展戰略》；也有了一張 一周出兩期的報紙《經濟新聞報》，後來變成日報，改名《新聞報》， 是想恢復1949年前上海《新聞報》。同時也想在加拿大發行《世界經 濟導報》海外版，在香港也有一些發展出版社的計劃。

“欽本立有他一整套對新聞業發展的設想，一方面是以發展求 生存，另外一方面看到了在中國從事新聞探索的風險，《導報》被批 評、《導報》寫檢查已經是一種工作的常態。

“事實上欽本立已經意識到《導報》的擦邊球打到了一種相當邊 緣的程度，隨時有被判出界的危險，搞成一個大的報業集團，或者是 報系，學習台灣、香港辦報的做法，一個潛在的、沒有講出來的用意 就是想分散風險，使得將來有一天《導報》垮台的時候，也許同一個 報系裡面的其他報紙還在，可以撐一把，不至於全軍複沒，能夠保留 一■些火種。

“不管對1989年事情的結果他是怎麼樣預測的，但是對在中國搞新聞會遇到風險、會遭受滅頂之災，這一點欽本立是有預感的，而 且作了預先安排，只不過因為89年的風浪來得太猛烈、太迅速了一 點，給他的時間太短，他還來不及把局面布置好。”

注定的封殺最後的日子

戴晴女士認為，《導報》被封殺是注定的。她説：“所有對中國 命運關心的人、知識階層的人都看《世界經濟導報》，它的影響很大， 就這一點，中宣部的人就會要滅了它，這個已經注定了，不過就是早 晚的問題。”

朱杏清先生回顧了《世界經濟導報》最後的日子。他説：“那是1989年4月21，還是22日？應該出一期報紙，最後被推遲。他們把 欽本立撤職後，重新改了版面，然後出版。

“但是後面出的幾期，每期都在激烈地寸土必爭。他們要改一 篇文章，我們會換上另一篇比它更激烈的，雙方都不讓步。

“那段時間的《導報》實際上是最好看的，可以看得出明顯的雙 方拉鋸戰痕跡。5月15日那期就沒有出，5月7日還是8日是最後一 期，是《導報》的絕唱。

“但對於《導報》來講，它的死是必然的。”

“泥腳桿子”與理想主義

戴晴女士分析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為什麼會出現《世界 經濟導報》這樣的報紙。

戴晴：“《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他們是屬於理想主義者，他 們是受到了比農民起義者和延安出來的所謂‘泥腳桿子’更多、更完 備的西方思想影響。

“實際上‘泥腳桿子’心目中的政治目的和受了西方影響的理想 主義者心目中的理想的政治目標並不一致。但是，在一段時間他們是 同路人。

“接著‘泥腳桿子’們就認為‘老子打了天下，老子就要享受這 個天下，那麼就是怎麼享受的問題，怎麼鞏固這個政權的問題’。

“可是，欽本立他們這批理想主義者總是覺得，我們的社會還 有不完滿的地方，我們要改正，要儘量讓它完滿。於是，他們就在一 次一次政治運動裡成了犧牲品。

“很偶然的，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得到了 ‘平反’，最早的心靈 的理想火焰還沒有泯滅，於是這批人又有了一點點‘小氣候’，有了 非常可憐的一點點言論空間。”

欽本立最後的日子《導報》精神不死火種仍在

1991年4月15日，也就是胡耀邦逝世兩周年的那一天，欽本立先生因癌症與世長辭，享年73歲。

張偉國先生回憶欽本立先生最後的日子。

張偉國：“欽本立在1989年被解職以後，實際上就處於軟禁狀 態，大概隔了半年左右，被發現患了癌症，住進了上海的華東醫院。 在醫院裡他回憶了一些《導報》過去的事情，因為當時被清理、清查。

《導報》有我、陳樂波、阮江寧、許小微4個記者被關到監獄裡；朱 杏清、范鈞和其他幾位也被工作組審查，處境也相當艱難；其他《導 報》的同仁都被強迫要求參加學習班。

“從這時候直到去世之前，我想，欽本立關心的事情一部分是 對這些受牽連的《導報》同事表示出極大關注，想盡辦法為他們做些 什麼；同時，他也希望《導報》還能死灰復燃，用他的話講就是‘《導 報》精神不死’。

“欽本立已經沒有了職務，也沒有了以前的羈絆，他的思想更 加真實，他的表達也更加自然，所以我感到他這時候的文字更珍貴。

“到了他生命最後幾個月，我們有機會進行一些比較貼近的交 流，他也有非常人性的一面，對事業理想的追求，對新聞自由的信念 至死不渝，對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也有很深刻的反省。”

胡平先生説：“欽本立尤其可貴的是受到迫害都一直沒有停止思 考，沒有停止對自己的一生，對中共建國以來這幾十年經歷的思考。 所以直到最後，他的思想還能發生一個很重大的超越。

“他很坦然地吿訴朋友説‘當年選擇共產黨看來是選擇錯了’。 他的妻子對他説‘你的有些言論不像是一個共產黨員，倒像是一個社 會民主黨的黨員’。他聽了説‘如果我真的成了社會民主黨的黨員應 該感到很榮幸’。

“作為一個有著幾十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在生命的最後時刻， 還能有這麼大的超越，應該説非常可敬的。”

戴晴女士説，在1989年有一件讓她特別難忘的事情。

戴晴：“那大概是4月底、5月初的時候，欽本立先生被免職。 從50年代以來，那麼多次政治運動，那麼多人遭到迫害，中國知識 分子看到別人受迫害的時候，就是在旁邊眼睜睜看著，完全無能為 力，心裡害怕得什麼都不敢做。不表態，不落井下石，自己撇清就算 是好的了。

“可是在那個時候，因為欽本立先生對我非常愛護，我一直把 他當作師長來看待，所以他被免職以後，我就給他發了一個電報，有 點開玩笑的口氣，就是‘自由為本，民主為立，欽老闆安康！’

“這個電報剛發出去，我正好接到一個當時在《中國青年報》非 常活躍、非常能幹的記者楊浪的電話，我就把這件事情吿訴他了。他 説‘哎呀！我們大家應該聯名啊。大家做，大家做。你就管《光明日 報》（那時候我供職的報紙）就行，剩下的我來管’。

“結果就是那次，起碼首都的新聞界相當多的報紙，《人民日 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就以聯名的形式向 欽本立發了慰問電、致敬電，有的報紙是以整個報社的名義，也就是 説，把報社的黨委書記也包括進去了。

“這真是讓我非常感慨，本來新聞界是被黨通過‘整風’訓練成 為半軍事化的機構，從來都是縱向組織，只聽從自己領導的話，而這 次是橫向聯手運動，而且是對一個被黨整肅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報 人，在他被整肅時向他致敬。以前不曾有過，以後也不曾有過。

“我覺得，這個火種並沒有死，儘管現在一會兒整這個，一會 兒整那個，沒有人能做什麼，就是我們的朋友被開銷了，大家誰都覺 得不能做什麼，但並不意味著火在心裡熄滅了，這種熱情關愛別人、 主持正義的火一直在心裡燒著。”

《欽本立的擦邊球》一書的主編者張偉國先生説：“不管是欽本 立還是《導報》事件，我都感覺很值得從事新聞研究的人好好總結。”

有人問原《世界經濟導報》副總編朱杏清先生“如果將來有一天 《世界經濟導報》能夠重新創（復）刊，你會怎樣？”

朱杏清先生説：“《導報》如果真的再創（復）刊，就不僅是一家 報紙的創（復）刊，它是一個時代的來臨，而這個時代是把新聞自由 當作空氣一樣不可缺少。但是到那個時候，多一張《導報》、少一張《導 報》已經不太重要了，或者是不是叫《世界經濟導報》這個名字也不 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新聞自由時代的來臨，它要比一家在20世紀 曾經存在過的一張報紙是否能夠恢復來得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