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第一篇青春大流放哀史

第四辑 青春大流放——“知青”史話

第一篇 青春大流放哀史

(首播：2003年12月20日）

1968年12月22日中國的《人民日報》傳達了當時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發出的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敎育，很有必要。”

(插播：當時的歌曲和朗誦）
齊聲朗誦：“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回聲陣陣）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大事年表》記載，從那個時候至1975年12月，全中國有22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1968年12月22日到現在，已過去35年。本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毛澤東離開這個世界已經27年。

“文革”結束後，青春大流放的歲月也趨終結，浩浩蕩蕩的“知青”返城大潮洶涌而起。圖為1978年冬一批云南“知青”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遊行請願，要求返城。

毛澤東逝世後，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中絕大部分人才得以陸續遷返回城市。如今大都50多歲了，他們遍布中國社會各階層和世界各地。

中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與當今中國社會有什麼關係？當年的“知青”們走過了怎樣的人生道路？

(插播：當年歌曲，火車汽笛聲）
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革命最艱苦的地方去。
祖國，祖國！養育了我們的祖國
要用我們的雙手，把你建設得更富強……

長期以來，中國的“知青”群體為什麼成為特別被關注的一群人？



為《中國知青詩抄》撰寫序言、現在北京的《詩刊》雜誌編輯部主任，當年從北京到河北白洋淀插隊的“知青”林莽先生説：“古往今來的人可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生活狀態，但是人類可能都處在一個真實的社會背景之下，會遇到各種不同的生存方式，而‘知青’這群人，因為有個共同大的社會大背景，所以成了特殊被關注的群體。”

要認識曾經“上山下鄉”的“知青”們，不能不瞭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

中國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敎授，《中國知青文學史》作者楊健先生認為：“劉小萌、定宜莊合著的《中國知青史》資料翔實，值得一讀。”

楊健：“‘知青史’的研究，我覺得劉小萌和定宜莊……他們是社科院搞清史的，專業素質非常高……他們的研究我覺得目前在國內是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資料非常翔實，做了非常艱苦的工作。都是草創，找資料、找數字。有些東西是驚心動魄的，從很宏觀的角度解釋‘知青運動’。”

主持人：“在國內讀這本書的人多嗎？反響怎麼樣？”

楊健：“大概國內影響不是非常大。在圈子裡影響非常大，覺得非常好，等於是為‘知青文學史’奠定了一個基礎，因為‘知青史’搞不清楚，‘知青文學史’就更沒法談了。我覺得每個‘知青’都有必要把這本‘知青史’讀一遍。”

我採訪了《中國知青史》一書的二位作者，劉小萌和定宜莊。

劉小萌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您是怎麼想到要寫一部《中國知青史》的？”

劉小萌：“因為我本人也是知青，我原來是景山學校……”

主持人：“很有名的學校，記得你們學校學生所戴的紅領巾都和別的學校不一樣，後面有一個斧頭鐮刀的符號。”

劉小萌：“還有個兒童團，上頭印著俄文‘少先隊員’（的字樣），所以當時受的都是紅色敎育，我本人是1968年8月從景山學校去的內蒙古牧區。在那兒放了 5年羊，從那兒又轉回老家，比較曲折，又上技校。

“一直到‘文革’結束以後恢復高考，我才有機會上大學。我選擇的就是學歷史。這些年一直在念書，研究生念完博士，我博士答辯是1989年。

“ ‘六四’給我們無論海內海外的人震動非常大。”

主持人：“這種震動與研究‘知青史’有什麼關係？”

劉小萌：“我們為什麼研究‘知青’，研究‘上山下鄉運動’ ？覺得‘六四’包括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反復，這些‘左’的東西，這些黑暗的東西，並沒有很容易地就退出歷史舞台，而作為我們這一代人、幾代人，實際對歷史上好多東西並沒有經過一個認真的反思反省。

“我覺得不單是我們的責任，還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説，對於這段歷史，官方一直是儘量所謂‘往前看’，不要去看所謂‘黑暗的東西’。可是我就認為，包括我的同事，包括定宜莊，我們就認為，你不回頭看，不總結歷史的經驗敎訓，那麼沉重的敎訓，怎麼能比較順利地往前發展呢？”

《中國知青史》的另一位作者定宜莊女士談到寫作這部書的動因時，同樣先介紹了自己早年的經歷。

定宜莊：“我是1968屆高中生，一零一中學畢業。1968年到內蒙牧區插隊，在那兒6年。1974年回北京當老師，因為我1977年生孩子，沒有辦法讀大學，所以1978年考的北師大歷史系。畢業後到中央民族大學讀研究生，後來與劉小萌同學。1993年我來到社科院歷史所。”

主持人：“您和劉小萌先生都是做清史研究的，後來怎麼想到寫《中國知青史》呢？”

定宜莊：“我們都是學清史和滿族史的，做《中國知青史》這個書主要是因為那些年好多人都回憶起那一段（‘上山下鄉’）來覺得好像是一種‘青春無悔’的感覺，當時有一本四川知青寫的書，回憶他們當年的生活，那本集子就叫《青春無悔》。

“其實最早時是因為‘知青’回城後境遇開始改善的時候，就開始有一些集會，有些人就特別激動地回憶起那個時候的‘插隊’。”

主持人：“是怎樣的一種‘激動’ ？”

定宜莊：“我們那個時候的感覺和現在還不太一樣，畢竟剛剛離開插隊的地方時間還不太長吧，80年代。尤其一些高幹子弟和出了國的人，他們就覺得那段生活特別值得追憶，好多的磨練使得他們能夠走上一條在仕途上、學業上比較順利的道路，他們就歸功於那段生活。而且那個年齡，不到40歲，展望未來覺得自己將來是要成為楝樑的，因為這些人的聲音是最響亮的。

“另外一些人是一幫‘知青作家’，我當時有一個反感，覺得他們有一種洋洋得意的東西。”

主持人：“您自己也是‘知青’，後來也上了大學，您怎麼想？”定宜莊：“我當時的一個感覺是，事實上真正付出代價的不是這群人，也不應該喊出來‘知青運動萬歲’這樣的口號。我覺得真正付出代價的很多很多人實際還在生存線上掙扎，可是他們沒有發出自己聲音的可能。後來我就想，既然我現在已經受了那麼多年的史學訓練，我應該……除了他們以外我也有嘴，我也可以講話，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最早的時候，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有一個也是研究這方面的一位女學者叫張化，她寫了一篇文章，説知青運動原來還是對的，‘文革’前這場運動都是應該受肯定的，只是因為‘文化革命’讓‘四人幫’破壞了之後，這場運動才扭轉了它原來有的方向，變成一場災難了。

“我對她這種想法直覺就不特別贊成。我想，真正大量的‘知識青年’不是從這裡邊受益的，而是受害的。尤其是很多很多人，後來再也沒有可能走上原來自己生活軌道的。這就是我後來在《中國知青史》的前言裡特別提到了，我説還有很多人已經付出生命，他們沒辦法説出他們的話來。

“第二從學術上，既然他們提到這個問題，而且那篇文章當時特別特別受到讚揚，不僅當時，到現在很多人都認為那個觀點是正確的。我想，我既然學歷史，既然這是我的本行，我就特別想探索一下這個政策，它從頭到尾是有連續性的，還是因為‘文革’確實使它打斷了。我就想做個學術方面的探索。

“還有一點，有點兒剌激我的就是很多那時候的‘知青作家’，他們就喊出一個口號，説寫知青的歷史，現在這個責任就歷史地落在我們這些文學家的肩上了。可是我當時已經學了很多年史學，讀到博士畢業。我就覺得實際上史學和文學是兩回事，而且就看這幫‘知青作家’的狀態，他們是不可能寫出‘知青史’來的，因為歷史不是需要一個感覺，是需要很嚴肅的學術研究。所以很多很多原因綜合在一起，我想試一試。”

《中國知青史》的兩位作者又是怎麼走到一起的呢？

劉小萌先生説：“我們倆怎麼走到一起？因為我們的專業都是‘清史滿族史’，碩士考的都是著名清史專家民族大學王鍾漢老先生的學生，等於是他的開門弟子就是我們兩個。我們思想觀念經歷都差不多，所以後來做‘知青’研究也是志同道合。

“當時我們選擇寫‘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確實把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通過對這個事件的解剖、反思來認識這段曲折的歷史。”

主持人：“您做有關‘知青’的研究題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劉小萌：“從1990年代初開始做這個工作，到1995年做完初期的‘中國知青試點’，到1998年1月初的《中國知青史》。”

主持人：“現在在中國國內做這種工作有沒有足夠的空間？”

劉小萌：“大陸的學術空間、包括‘知青’研究的空間，我覺得一方面是客觀環境有個限制，另外一方面，從‘知青’本身或者‘知青’的學者，應該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擴大這個空間。

“去年我又進一步做了一個工作，就是《中國知青口述史》，這個工作也基本上做完了。這個月就要出版。”

主持人：“你們所寫的《中國知青史》不是從1968年開始寫起，能不能請您談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緣起，有經歷了怎樣一個過程？”

劉小萌：“‘上山下鄉’可以説從50年代就開始了。然後到1962年，國家開始作為一項政策正式確定，成立了正式的結構，從中央到地方都有‘知青辦’，開始正式組織。一直到‘文革’大規模‘上山下鄉’。這個過程一直到1970年代末‘文革’結束以後才終結。

“‘知青’那代人在大陸的大部分已經退休下崗了。像我們受過高等敎育這種現在一般還有個工作，有個飯碗。大部分在工廠的都已經下崗了，而且有些……説實話是很貧困的。

“關於‘上山下鄉’的緣起，現在從學術研究來講，無論是海內

還是海外，大家的觀點不太一樣。概括一下有兩個基本的觀點。

“一個是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起最主要作用的是經濟原因；另外一種觀點就比較看重毛澤東的政治思想，認為政治原因是主要的。

“後一種觀點比較典型的是，法國有一個學者叫潘鳴嘯，他跟我是好朋友，可是我們觀點不一樣。我個人認為基本還是一個經濟體制的問題。因為從1950年代開始，搞比如勞動就業，國家統統都管起來。毛澤東也説過‘我們統統都管起來’，所以整個人才市場越來越狹隘，同時人口就業升學壓力越來越大，再加上共產黨政策上的種種失誤，比如造成最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的‘三年困難’。

“在這個背景下，才把‘上山下鄉’運動提上了官方的議事日程。到了 ‘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亂，大批‘老三屆’學生就業也無路，升學也無門。在這些種情況下，才進一步把‘上山下鄉’推向一個高潮，標誌就是毛澤東1968年12月關於接受所謂‘再敎育’的‘最高指示’。在這個指示的發動下，才有更多的知青‘上山下鄉’。”

到底當年“上山下鄉”運動有多大規模，多少知青曾經“上山下鄉”，來自各方面的統計數字不盡相同。在採訪《中國知青史》作者之一劉小萌先生時，我向他請敎當年到底有多少人當過知青。

劉小萌：“現在有種種説法，例如説2000多萬，或者説3000多萬，這實際上不太準確。根據官方知青辦機構的文件説，從1962年到‘文革’爆發，大概100多萬城鎮‘知青’ ‘上山下鄉’。其中最重要的，比如上海，從1962年到‘文革’前，單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有10萬‘知青’。當然主要的還是到農村插隊。

“‘文革’中比較多，按官方説法有1400多萬，從1976年到1979年末大概還有100多萬吧，合起來可能接近1700萬。這個是指的城鎮戶口的學生到農村去的‘知青’，有人説3000萬甚至更多的實際上可能把‘回鄉知青’也包括在內了。比如他原來家在農村，後來在城鎮上學，畢業再回到農村，叫‘回鄉知青’。所以大家關於‘知青’的概念，廣義的還是狹義的反正也不太一樣，所以估計的數字也不太一樣。

“‘知青’中‘回鄉青年’的人數遠遠超過城市‘知青’。我研究的重點當然是城市‘知青’，因為我覺得他們跟農村‘回鄉知青’還是有種種區別。”

我請《中國知青史》的另一位作者定宜莊女士談談她所考察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緣起和發展過程。

定宜莊：“從1953年時中央就有政策動員農村中小學畢業生回鄉從事農業生產。從50年代開始，這個政策實際是一貫的。最早的時候不是一個運動，只是一種政策。這個政策是用來安置那些沒有條件升學的青年的，不僅僅是城市的‘知青’ ‘上山下鄉’，因為最早的時候這政策針對的是那些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而沒有辦法升學的。所以我把‘知識青年’定義為一個‘廣義’，一個‘狹義’。


“‘廣義’的概念就是所有當時在正規的中小學裡讀過書，然後回到農村或下到農村，我是以這個來作為定義。因為我覺得在當時社會其實一直到今天為止，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城鄉之間的差別，也就是有城市戶口和沒有城市戶口的差別。我就從這個角度來討論這項政策。而且我覺得當時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政策，不僅僅是因為口頭所説的‘讓知識青年受到锻煉’，或者是‘和工農結合’，而是當時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背景之下，很多路已經越走越窄了。

“例如學校，只能是公有的，只能是國家辦的。所有私立和民辦的他們都已經停止了。然後農村的孩子到了城市沒有辦法找工作，所有的門都向他們關上的時候，唯一的辦法只好安置到農村去。‘文革’後演變成一場運動，所有的做法實際都是沿襲的從50年代一直到1965年那一套安置工作，都是它的翻版擴張和誇張，都是一脈相承的。而且做法實際從制度來説，也是一脈相承。為什麼‘文革’以後又拾起這個來，正因為後來各種問題不是緩和而是更加激化了。”

主持人：“您認為這場運動的結束怎麼界定？”

定宜莊：“結束當然是到了 1979年，從官方來説已經承認這個政策不能再往下執行了，不再要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是如果説這場運動終結……我前些日子正好去參加了鄧賢的《中國知青終結》這本書的一個新聞發布會。因為當時他們主要只重視讓作家發言，所以我當時沒説話。當時我想提出的問題是，他憑什麼説這場運動是以那些到境外去參加作戰的那些人作為‘終結’ ？沒有這個道理。實際上到現在為止很多人還留在那兒呢。要説‘終結’我覺得也許要等這一代人都不在了。怎麼説呢這個事？（笑）”

主持人：“您怎麼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定位？”

定宜莊：“我仍然覺得這個政策是當時整個制度結下的一個苦果。我對這個政策當然是否定的。可是從‘知青’群體本身來説，問題就比較複雜，涉及也比較廣泛。例如這在城市化進程中應該怎麼評價，還有從社會學角度，‘知青’群體到了邊疆後對於邊疆的影響，包括去的主要都是少數民族地區，對於各個少數民族和漢族的關係，這些我覺得一言難盡，沒法用幾句簡單的話來定位。

“對於這群人來説，要説失敗當然有很多很多道理來講。首先政策是失敗的，另外在那邊對生態造成的影響，還有作為這個群體整體來説付出的代價特別特別慘重。一代人在文化上發生了一個斷裂，其實就是生命鏈條上的一個斷裂。這裡邊就涉及到包括家庭關係，包括子女敎育，包括對人生的一些看法。”

(插播：歌曲《我們這一輩》）

我們這一輩，和共和國同年歲。

有父母老小，有兄弟姐妹。

我們這一輩，和共和國同年歲。

上山練過腿，下鄉練過背。

我們這一輩，學會了忍耐，拒絕了後悔，

酸甜苦辣釀的酒，

不知喝了多少杯。

啤吻！......

我請《中國知青史》這部書的作者之一劉小萌先生談談他怎麼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對中國當代社會的影響。

劉小萌：“這個影響我在《中國知青史》裡都談過，可以從不同層面來談。就從狹義培養人才來講，敎育整個中斷了十幾年，對國家的整個發展就是一個特別大的損失。這是從國家的發展來講。

“要從‘知青’本身來講，這一代人的現狀就説明問題了。雖然有些所謂的‘成功人士’現在也説因為那場锻煉經過了種種磨難，他最後才事業有成……我不否認在苦難中也可以锻煉人，可是我們這代人這種損失我覺得是無法彌補的。包括許多下崗的、待業的，或者現在在貧困中生活的這些‘老知青’，我覺得他們之所以落到這種境遇，並不是因為他們個人不努力，或者是他們的智商比別人低。因為我後來做‘知青口述史’，注意到好多‘知青’確實跟他家庭出身、後來的遭遇，都有直接關係，不是他個人能決定的。

“有時候‘知青’開會，我看他們有的人也説‘後來恢復高考，每個人都有機會’，言外之意就是説你現在處境不好是你個人的原因，不要去怨天尤人。

“我不這麼看。因為我就覺得可以説是毁了一代人。付出的代價確實是太大了。對有些人來講，是他人生的一個坎坷，對有些人甚至影響到他的下一代。

“另外説到影響，我覺得還有一個思想的影響問題。當時無論‘知青’的出身家庭是什麼樣，起碼在‘文革’初期，可以説絕大部分都是那個思想體系。可是為什麼最後到‘文革’以後有一種論點説這是所謂‘廢掉的一代’。我覺得是覺悟的一代。因為他這種‘覺悟’是在農村基層艱苦的環境，包括挫折，不是很正常的一個成長環境和過程裡，反而促使思想上的脱胎換骨的變化。我本人是這樣，而且我周圍的許多朋友也是這樣。”

定宜莊女士接受我採訪的時候，表達了她研究記錄“中國知青史”的心志。

定宜莊：“對於這個影響深刻、時間長達幾十年，而且它是跟解放以後所有政策關係這麼緊密，而且在當時來説觸及人靈魂深刻的這麼一段歷史，我們做歷史學家當然要記錄了。而且這個東西以後就是……不是現在要記錄。永遠是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

的過程，我覺得這裡邊有很多敎訓可以吸取。如果我們自己不説話，而讓後人把它讚揚為是對人一個‘洗禮’、一種‘锻煉’的一場‘偉大運動’的話，我們就對歷史特別不負責任了。”

(插播歌曲）

男獨唱：我們這一輩，和共和國同年歲。

熬盡了苦心，交足了學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