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遇羅克的《出身論》與那個時代
1•遇羅文談他的書《我家》
(首播：2001年3月3日）遇羅文是遇羅克的弟弟。
很多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記得《出身論》一文。遇羅克是《出身論》的作者，1970年3月5日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公審大會後被處決，那年他27歲。
遇羅文在“文革”期間曾與牟志京和王建復等人一起在北京創辦了《中學文革報》，刊登了遇羅克的《出身論》等文章。遇羅文和他的家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有4 口人共5次坐過監獄。遇羅文最近出版了他的新書《我家》，回顧遇羅克生平，講述家人命運。“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住在北京的遇羅文先生。
遇羅克遺像
1967年12月被捕前，一生中的最後一張照片，攝於家中
主持人：“《我家》這本書出版後受到關注，您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您想吿訴讀者些什麼？”
遇羅文：“我寫《我家》著重寫遇羅克，為了吿訴那些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或者提醒那些雖然經歷過，但是很健忘的中老年人，他們現在還很懷念過去。比如，懷念毛澤東。我想在《我家》這本書裡以我切身的經歷吿訴人們，過去是什麼樣，那時候有沒有民主和自由？尤其到今天，那些宣傳媒體極力迴避的‘文革’，到底是什麼樣？它是突然發生的？還是幾年前就營造了一種適宜的環境？我在這本書裡沒有，或很少下結論，我儘量用一種平和、客觀的口氣敘述我個人和我一家人的遭遇。
“1949年以來，中國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而每次運動都會造成大量的冤案，使無數無辜的人慘遭磨難，以致全國民不聊生，假如允許作統計的話，造成的死亡人數和財產損失程度一定是觸目驚心的，這還不包括難以計算的、對人心靈上的傷害。我們家的遭遇是中國億萬家庭的一個縮影。”
主持人：“請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幾位家人。”
遇羅文：“我家有7 口人，姥姥、父親遇崇基、母親王秋林、哥哥遇羅克、姐姐遇羅錦、我和弟弟遇羅勉。
“我在書裡著重描寫了我哥哥遇羅克，他1942年出生，只活了27 歲。”
“我的姥姥是個沒有文化的‘老北京’，她為人忠厚、心地善良、勤儉持家，並且助人為樂、彬彬有禮，親戚朋友和街坊鄰居沒有人説過她一個‘不’字。從她身上我知道了 ‘老北京’的可愛之處。”
“我父親1910年出生，是個典型的、埋頭鑽業務的‘書呆子’ ’他學的是土木建築專業，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扣上‘行賄’罪名，其實他不僅很反感行賄和奉承那一套，而且一般人常見的點頭哈腰那一套他都不屑於做。
“他常對我們説的一句話是‘巧言令色鮮於仁’。他沉默寡言，不會應酬奉承那一套，我們也曾經批評他説‘您為什麼不愛跟人多説話多應酬呢？’他説，他認為如果一個人太能説會道了，可能在仁義方面就差一些。他把正直看得十分重，但是在50年代，他的這種性格不能為各級領導所容忍，所以1957年‘反右’運動把他打成‘極右派’是必然的，很可惜他從日本回國想報效祖國的願望根本就無法實現，四十幾歲就和他的專業無緣了。
“他被‘勞動敎養’ 7年，在‘勞敎’期間，只能幹些粗笨的體力勞動，後來在‘文革’期間的高壓管制下，他只能被迫去幹掃大街、挖防空洞這類的‘義務勞動’。”
“很多人看了《我家》以後，對我母親非常敬佩。
“在1999年我們《中學文革報》成員的一次聚餐會上，同學們首先向我的父母敬上祭酒，因為他們幾乎都在我家享受過我母親的烹調手藝。我母親當時是專政對象，她只能用這種方式表達對我們辦報紙的支持。
“多年來，尤其是1957年以後，我父親離開家被‘勞敎’期間，是我母親承擔了整個家庭的重擔，她用微薄的工資和難以想像的能力支撐了這個家，讓我們這幾個子女完成了學業，度過了 ‘三年大饑餓，。
“羅克被捕以後，是我們家最艱難的日子，家中每一個人都被牽連進去了。
“1968年春節期間，我母親和弟弟才陸續被單位放回家，我母親首先想到的是在我家被抓走的孫鋼，他是瀋陽的一個中學生，他因為看了我們的報紙，跟我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遇羅克被捕的時候，他正好在我家，當公安局搜查我們家的時候，他跟搜查的人頂撞起來，結果就被逮走了，並被判了 15年徒刑。
“我母親知道孫鋼的母親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一定也十分惦念她的兒子，所以特意安排我弟弟羅勉去瀋陽看望孫鋼的母親，因為孫鋼被捕後，家人離開了原住處而沒找到，在自己尚且自顧不暇的時候，能夠想到別人，這就是我母親的人格魅力。所以，她才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警察通知遇羅克被處死的消息時，我父親痛苦得哭坐在地上，而我母親能堅持不掉眼淚。我父親也很敬佩我母親這點。
“她去世的日子正是我哥哥遇羅克的生日5月1日，在3月5日，就是遇羅克的祭日，她因為懷念自己的兒子就犯了病，從此住進醫院，到我哥哥生日那一天，也一定是她最難受的一天，她再也沒有力量熬過這個日子了。”
“我姐姐遇羅錦1946年出生，比我大兩歲，她曾經寫過轟動一時的《冬天的童話》，這本書以文筆的優美和感人的情節受到世人矚目。80年代她的離婚案又引起全國大討論，按她自己的話説，在爭取自己幸福的權利上，她首先邁出了一大步，她是在跟哥哥遇羅克學習，遇羅克可以説在爭取人權方面邁出了一大步。
“我姐姐的前半生是非常坎坷的，在青春年少的時候，別人可能正在籌建自己的小家庭，尋找自己的意中人，憧憬甜蜜的愛情、浪漫的生活的時候，她卻因為幾篇日記被投入監獄。在3年的‘勞動敎養’生活中，她只能與小偷、流氓為伍，在這種處境下，她根本無法考慮到美滿的婚姻，社會對她的不公影響到她的性格，但是，我們家人對她還是能夠理解和同情的。
“遇羅錦1986年到德國定居，並在那裡尋求政治庇護，此後就再也沒回中國大陸來。她在德國也成了家，生活比較清閒，也寫寫書。我們有時勸她回來看看，她也沒興趣，可能是這塊土地對她傷害太重了。”
“我弟弟遇羅勉是1950年出生。
“哥哥被捕以後，全家人除了被抓走的，剩下的人都被群眾‘專政’，當他被放出來的時候，家裡只有他一個人，他要忙著往我們被關押的監獄、敎養農場和單位送日用品，那時候他只是個中學生。弟弟羅勉從記事起就面臨著家庭的不幸，當時我們家總是在提心吊膽當中生活，唯恐我的母親又被抓走，因為我父親那時候已經被抓走了。
“羅勉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無憂無慮的童真，也許就是因為如此，才造成他那種內向的性格。他從小體質就很弱，但是他特別能吃苦，當我們在東北插隊落戶的時候，農民認為最累的活是割莊稼，許多‘知青’到割莊稼的時候都請了假，想躲過這個活計，最後一直能堅持下來的只有他一個人，連農民都很驚訝。
“他不僅能吃苦也挺能幹，當時我們幹過好多種副業，最有成效的是走鄉串村地給人照相，同時我們也結交了許多‘知青’和農民朋友。我聽羅勉説，前幾天他的一個棋友，恰巧就是我們過去結識的一個‘知青’，他風趣地説：‘遇羅勉是最前衛的，30年前就下海經商了，。
“ ‘改革開放’以後，遇羅勉因為帶領他們科室創下可觀的經濟效益，而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範’。不料轉了年，因為姐姐遇羅錦在德國政治避難的緣故，羅勉出差想坐飛機領導都不敢給開介紹信。此後羅勉就毅然地辭去了工作，下海辦了自己的公司，經濟效益也挺好的。”
“現在，他和我共同研製高壓水射流切割機床，同時還搞了好幾項其他的發明。不可否認的是，他的才華被那種畸形環境消耗了一大半，30歲才開始上大學。假如他的童年健康愉快，他能夠受正常的文化敎育，假如他的青春不是消耗在低效率的農業手工勞作上，我相信，他一定能有更多閃光的成就，做出更多貢獻。
當然，被埋沒的豈止他一個人，是一代人！這真是中華民族不可估量的損失。”
主持人：“您父母後來情況如何？”
遇羅文：“慶倖的是，我父母親都活到了 ‘改革開放’年代。我母親‘落實政策’後，已過了退休年齡，她回到東城區政協，繼續做政協委員，分管的工作就是‘落實政策’。她非常熱愛這項工作，因為她自己就深受不‘落實政策’之害，所以幹得很有興趣。她1984年去世。我父親的專業荒廢了，根本不可能再搞土木建築專業，他的日語很好，所以翻譯了幾本書，同時還敎日語，80年代學日語很熱門。我父親1988年去世。”
主持人：“您自己的家庭，以及遇家下一代的情況書中沒有詳細介紹，能不能談談這方面情況？”
遇羅文：“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現在在清華大學二年級，是在生物醫學電子工程系，小兒子上小學六年級。我弟弟遇羅勉有一個女兒，現在在復旦大學四年級，學物理專業。我姐姐遇羅錦有一個兒子，現在30多歲了，但是一直沒有聯繫。”
主持人：“你們的兒女對父輩，對遇羅克和祖父母上一代是不是瞭解？他們現在看到《我家》這本書，有什麼反應？”
遇羅文：“本來他們對我們的過去不太瞭解，我們之間畢竟有所謂的‘代溝’，他們沒有經歷過那個時期，跟所有年輕人一樣，不想去瞭解一個他們不熟悉的過去。但是，自從我寫了這本書以後，我有意識地讓我兒子參加了一些座談會等活動，座談會上一些專家學者對遇羅克的評價相當高，比方説，他們把《出身論》説成是‘中國的人權宣言’，認為遇羅克是中國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
“所以，我兒子才開始想瞭解我們的那段經歷。我曾經讓我兒子為我的書寫了個簡短介紹，他寫得挺好的，本來想印在書的封底，但後來改變了封面設計，就沒有採用。我認為，我的兒子終於比較成熟了。我的侄女讀了《我家》這本書後對我説‘大伯，我覺得你寫的書很好，非常感人’。”
2.文革中的“血統論”
(首播：2001年3月10日）
2001年是中國的“文革”爆發35周年，35年來海內外人士對“文革”的回顧與研究一直在進展，有關遇羅克的研究近年來也受到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文革史研究專家徐友漁先生在為《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説“在瞭解了階級路線和文革中氾濫的‘血統論’之後，才會明白遇羅克的《出身論》為何觸動了全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引起具有不同身分和利害關係的人密切關注：或是衷心擁護，或是惡毒詛咒；也才會明白遇羅克是如何單檜匹馬地向何等樣的龐然大物挑戰。”
回顧“文革”歷史，現在北京的徐友漁先生十分感慨。他説：“當初那種‘血統論’，或者是文革前的所謂‘階級路線’，我覺得是荒謬到了那種地步，現在的人太難理解那種東西了！”
為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新書《我家》撰寫第一篇序言，經歷過“文革”年代、現在北京的著名作家劉心武先生，談到“文革”中的“血統論”。
劉心武：“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什麼‘血統論”，這種‘血統論’不是簡單的封建‘血統論’，或是英國的那種等級制度，它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發展到極致以後，在宣布一些人是‘階級敵人’的同時，把他們的子女也宣布為有‘原罪’的人。”
主持人：“到了什麼程度？對這些子女能帶來多大影響？”
劉心武：“帶來的影響可能是失去生命。大家可能知道這個例子，像北京郊區一個村子，村裡人把這些‘階級敵人’和他們的子女抓起來殺死，在一個晚上將他們活活打死，他們沒有生存權，最嚴重就到了這個程度。拿我來説，感同身受就是在上世紀60年代，特別是‘文革’的時候，這個是達到極致的，在遇羅克的文章中也講到了，他講的都是事實啊。遇羅克是反對這個的，這在當時當然是驚天動地的事情，很了不起。”
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進一步追溯了 ‘文革’中‘血統論’的來源。
遇羅文：“ ‘血統論’在‘文革’以前就開始了，實際上可追溯到更早，比如最早在農村劃分‘階級成分’時，如果有人被劃成‘地主’，那他的子女好像天生也成了 ‘準階級敵人’，50年代已經有這種苗頭。
“ ‘文革’以前，利用‘血統論’對所謂‘出身有問題’的人有很多歧視，如他們不能上大學，不能當兵，不能當汽車司機，不能操作精密儀器，另外也不能和共產黨員青年結婚，或者和別的‘出身好’的人結婚……類似規定太多了。
“這對青年人影響非常大，我當時正在上學，就感到很大壓抑，因為你就是有再好的願望，也實現不了，‘出身’就限制了你。‘血統論’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而且是終生的。這對年輕人來説當然感覺太受壓抑，就像活在中世紀，心裡很難受。”
徐友漁：“而且當初那種荒謬性還表現在實際上整個民族、一代年輕人大都認同那種荒謬性。比方，提到官樣文章的時候，最冠冕堂皇的提法就是‘要看階級成分，但是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現’。但這在‘文革’中被堅持‘血統論’的‘紅衛兵’批判為‘修正主義反動路線’。我們在學校裡的體會是，學生完全按照‘家庭出身’分成了三六九等。”
遇羅文先生繼續追溯當年“血統論”的發展脈絡。
遇羅文：“到60年代‘血統論’就很明顯了，比如在1965年時，北京有個叫楊國慶的人，用菜刀砍傷了兩個外賓。判他死刑時，在工人體育場舉行了一個很大的宣判大會。當時最高法院院長楊秀峰在會上説，所有‘出身有問題’的人都要引以為鑒。如果楊秀峰説，所有青年人都應該引以為鑒，這話還比較正常，但是他説應該讓‘出身有問題’的人引以為鑒，這就有很大的出身歧視。
“更何況，在各報刊、各宣傳媒體上，對於‘出身問題’不厭其煩地、大張旗鼓地談論，強調‘出身於階級敵人家庭’的人要‘脱胎換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劃清界限’……這實際也是一種歧視，因為‘出身有問題’的人就要比‘出身沒問題’的人多受一份罪。到‘文革’時，這種行為就更露骨了，最明顯的就是‘老紅衛兵’提出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所有被迫害的所謂‘階級敵人’，他們的子女往往也要受同樣迫害。”
徐友漁先生回憶自己當年的親身經歷：“1966年8月，我在四川省成都。北京的‘血統論紅衛兵’帶著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從北京到了成都，他們在成都開了個‘紅五類子女翻身大會’。我當時覺得特別不可理解，已經那麼不平等了，怎麼還要翻身？實際上他們要達到的結果就是，我叫你‘狗崽子’，你就得答應，你要承認自己是‘狗崽子’，就得承認自己是混蛋。承認了。就説明你有可能接受改造，有可能團結你；如果不承認，那就説明你堅持反動立場。這種對人格和人尊嚴的侮辱非常大。”
遇羅克的高中同學、現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古典文學專家王學泰先生回憶説：“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就不僅是在大會上，甚至在報紙上就把出身不好的人叫‘狗崽子’，已經到了這種程度，就連封建社會也沒有這樣稱呼過人！”
徐友漁先生説：“後來發展到想打就打，想罵就罵，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被迫在學校掃廁所、拔草，被打、受到各種虐待的非常多。
“我在西安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有些個別‘出身不好’的人家裡比較富裕，有手錶、有自行車，那就得充公，或者叫‘出身不好’的人晚上伺候那些‘出身好’的人，給他們打洗腳水。這完全是赤裸裸的人對人的壓榨，那種恐怖氣氛跟同學之間的壓迫和迫害是很嚴重的，也是非常兇殘的。”
遇羅文説：“ ‘出身不好’的人豈止不能上大學、不能當兵這種歧視，後來發展到把你的生命都剝奪了，生命都沒有保證。1966年8月，就是所謂的‘紅八月’，那時‘血統論’發展到登峰造極，有些人往往因為‘出身’問題，就居然被活活打死！
“北京六中的王光華是高三學生，僅僅因為不同意‘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對聯，就被學校的‘勞改隊’關起來毒打，一直到打死。
“這種例子很多，當時北京各學校都成立了 ‘勞改隊’和刑訊室，抓進來的人就是因為‘家庭出身’有問題就被管制，不少人被打死，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我還想舉一個例子，就發生在北京大興縣，這件事‘文革’時就有所耳聞，‘文革’結束後有人寫書披露了詳情，在幾天之內就打死300多人，有的全家都被殺了。
“我哥哥遇羅克在《出身論》裡曾經提到殘酷的‘連根拔’，就是把一家人不分老少都打死。在農村這種現象很多。
“後來，我作過一個調查，在大興縣大辛莊公社，那裡打死人最多，一天之內，公社所在地打死了一百零幾口人。實際上在大興縣，打死人的不只這一個公社。在此之前，北藏公社打死了 90多人。
“從1966年8月二十幾號一直到9月1日，將近一星期時間，據調查整個大興縣打死了 300多人，死者中老的有80多歲，小的才出生38天。嚴家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裡曾經披露過這個打死人的數目，後來不少報紙也證實了這些事。”
“去年，我走訪了這幾個公社的當事人和曾經目睹過當時情況的人，以後我寫過一篇文章《大興屠殺事件》。
“但我又看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苦難的代價》，作者叫穆玉敏，其中記載了一位在公安部門工作的人的回憶，他説，昌平縣打死人比大興縣還多，只不過昌平縣比較大，打死人的情況比較分散。
“大興縣是有名的殘暴，有的是一夜之間就把一家家人打死，用侧刀侧，鐵絲勒，或者用棍棒活活把人打死。一般都是先把年輕力壯的打死，然後到他們各家搜查，把老人和小孩也打死，有的是被活埋的。有個老太太抱著她的孫子，被活埋的時候，孫子小，不懂事，還説‘奶奶，迷眼睛’，老人説‘一會兒就好了，就不迷了’，他們就這樣被活埋。”
現在美國的《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先生在“文革”時是高中學生。當年他把遇羅克的《出身論》刊登在自己創辦的《中學戰報》上。胡平是最早向四川讀者介紹《出身論》的人之一。我請在紐約的胡平先生就文革中的“血統論”談談他的看法。
胡平：“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很難以想像，當初一個人僅僅由於他的‘家庭出身’被歸為所謂‘反動階級’或者是‘出身於有問題’家庭，會在生活中遭受到多麼嚴重的歧視！這在‘文革’命中很普遍。包括我當時所在的成都十九中。‘對聯’傳到我們學校，為此舉行了 3天半的‘辯論會’。説是‘辯論會’，實際是‘批鬥會’，很多學生在台上指名道姓地對自己的同學進行各種各樣的人身攻撃。有的地方搞得非常殘酷，像湖南道縣出現過集體屠殺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也包括他們的家屬子女，這種集體屠殺在當時駭人聽聞。”
主持人：“以上講的情況大都發生在‘文革’高潮時期，後來情況怎麼樣？”
胡平：“一直到70年代，‘血統論’也有很深的影響，特別是在農村。我們都下過農村，很多農民到了中年，特別是男的，都打光棍，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受到嚴重的‘出身’歧視。後來，雖然‘中央文革’對這幅‘對聯’進行了批評，可是有關‘出身’歧視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一直到後來，不管是‘上山下鄉’、分配工作、選拔‘工農兵學員’等等，所謂‘出身不好’的人都受到很嚴重的歧視。當年全國大抓特抓‘階級鬥爭’，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不論青紅皂白，先把‘出身不好’的人拿來問罪。整錯了，整人的也不會有任何表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古典文學專家王學泰先生將中國歷史上的株連制度與“文革”中的“血統論”進行比較。
王學泰：“我們讀過《史記》、《漢書》中關於一個人犯罪，不僅殺了他一個人，而且殺了他的整個宗族，這樣的記載經常可以讀到，這種制度一直維持到光緒末年。《大清律》也太野蠻，人犯了非常重的罪，有凌遲罪，受刑者要被割300多刀，還不許死，一刀一刀割，等到最後，有時要一天才死去。這種極殘酷的刑罰在世界上都很難找見。
“清朝康熙年間的‘文字獄’，一部署名莊廷桫的有關明代的史書被人吿發，凡是牽涉其中的人全被殺，他們的家屬作了奴隸，男孩子只要夠了 16歲也都被殺，這種‘株連’制度真是殘酷而可怕。但是，封建社會的這種‘株連’制度，主要還是‘株連’那些犯了罪的。當然，統治階級看來他有罪，可能我們現在看來他是沒罪的。可是，在當時的法律來説他是有罪的人，才會‘株連’他的家庭，作為老百姓本身，從道理上是不被歧視的。”
胡平先生與王學泰先生不約而同，從這方面對“文革”當中的“血統論”作了些分析。
胡平：“在中國歷史上，不管怎麼改朝換代，頂多是對原來的直接政敵會有正常的排斥，而不會像‘文革’殃及的程度這麼廣泛、這麼深，這也是共產黨統治的一個特點。在這種政權之下，很多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什麼事情，而被共產黨視為敵人，而是根據他們的‘身分’，他們‘出身’於什麼家庭，本身就有了罪。
“這種情況確實是過去歷朝歷代都沒有過的，所以就表現得特別荒唐。
“另一方面，共產黨掌權和過去掌權的也不太一樣，它事實上比過去的統治者更沒有自信，主觀上也需要製造敵人，總是疑神疑鬼，總是在不斷地擴大它的打撃對象。
“‘血統論’這個詞是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在批評‘對聯’的時候，説它是‘反動的血統論’，嚴格説來還不夠準確，因為‘血統論’的意思本來是著眼於生物生理角度，就是所謂‘血統高貴’，它強調的是先天因素，而共產黨當年進行的那種歧視，主要強調的是後天影響，説一個人如果‘出身’於所謂的‘剝削階級’、‘反動階級’家庭，就勢必受家庭的影響。”
徐友漁：“當初那種恐怖氣氛，以及同學與同學之間的那種壓迫和迫害是很嚴重的。但是事情也不可一概而論，比方我自己受到的肉體折磨和人身侮辱沒有多少，而精神上的折磨是很大的，原因就在於我自己的父母早就死去了，他們因為生病在1961年就逝世了。在他們看來，雖然我有個‘黑五類’家庭，但我父母死去後，他們的罪惡對我個人的影響就會小很多。”
主持人：“從您的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當時還不是完全講的‘血統’，這也使我想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當年‘紅五類’出身的人，是不是都參加了對‘黑五類’出身人的歧視和迫害？”
徐友漁：“也還是有很多人思想冷靜，有很多人心腸比較好，也有不少‘出身很好’的人覺得畢竟大家都是同學，他們對那些非常殘忍的做法也表示不同意，而且他們因此還受到打撃和衝撃。”
主持人：“胡平先生，您認為文革中‘血統論’盛行，深層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胡平：“我們這代人，也就是‘老三屆’這一代，剛好也和所謂‘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同齡。我們在念中學的時候，正好他們的孩子也在念中學。共產黨不能公開地講特權，儘管他們實際上有很多特權，包括有特殊背景的人考進好學校要比別人容易得多。即便這樣，中國大學的數量是那麼少，能夠進大學的機會那麼難得，而且有千百年考試的傳統，不管怎麼樣，考試成績是一個不能不看的項目。這樣就發生了衝突，就需要找出一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其他人排除在獲得更好學習、工作機會之外，而‘家庭出身’就是一個最簡單的藉口。
“另外，這也和當時重新強化所謂‘階級鬥爭’有關係。到‘文革’前，實際上共產黨掌權已有十幾年，過去的所謂‘階級敵人’老的老、死的死了，再搞階級鬥爭對著誰呢？
“共產黨必須靠吃掉敵人來維持自己的生存，必須把弦繃得緊緊的，因此就很簡單地直接轉向‘階級敵人’的下一代。
“這些事比較合乎情理的是發生在共產黨掌權初期，但是在中國，共產黨掌權十幾年之後反而強化了這方面的歧視。顯然，這就應該從別的方面找原因了。而對所謂‘紅五類’，特別是對幹部子女的特殊照顧，這點一直是很明顯的。”
主持人：“無論是從一些歷史記錄看，還是我們前面節目的訪問中，都有人提到，當年‘中央文革’也有人出來反對‘血統論’，您認為這是怎麼一回事？”
胡平：“當最初‘紅衛兵’起來，他們就強調他們特殊的家庭背景，一直到後來‘中央文革’之所以要批評這個‘對聯’，顯然也是跟這些‘老紅衛兵’他們倚仗自己‘出身好’，總是把鬥爭矛頭指向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或是傳統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對於批鬥‘當權派’就不滿意，出來保護。而‘中央文革’知道，‘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不是整這些傳統的‘階級敵人’，而是要整共產黨內的人，這些‘紅衛兵’很快就成了保爹保媽派，成了運動的障礙，因此從這個角度，‘中央文革’也需要否定‘血統論’。”
主持人：“與此同時，‘中央文革’有人説‘《出身論》是大毒草’ ’而在他們掌權時，最終把遇羅克送上了死刑刑場，您又是怎麼看這個事實？”
胡平：“像遇羅克的《出身論》提出的這種平等觀念，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遇羅克的邏輯也是駁不倒的。可是當權者更多出於實際鬥爭的考慮。
“戚本禹當時批判《出身論》的理由就是一條一説《出身論》是‘客觀主義’。那意思很簡單，就是在這種事情上不能‘一視同仁’，對你‘出身不好’的人就要差一些，對那些‘出身好’的人就要照顧，挑明了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使得那些‘出身好’的人感恩戴德，有受寵的感覺，並在一般群眾中，包括青年人中製造對立，所以‘中央文革’對《出身論》的觀點也進行批判。”
主持人：“在您的觀察研究中‘家庭出身’歧視政策一直延續到什麼時候？”
胡平一直到‘文化革命’之後。恢復高考的頭幾年，‘出身問題’還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到後來，這個問題才基本上不算一個問題了。
“但是，問題並沒有消失，我們看‘六四’之後，雖然對過去傳統的‘地富反壞右’的歧視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但是‘家庭出身’歧視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
“例如，很多‘異議人士’的子女在工作上、升學上也會受到一些影響。就是為了對你進行懲罰。不僅對你，也要對你的家人進行懲罰。通過這種懲罰使當事人更膽小，因為你知道你如果做了與黨中央不一致的事，也許會連累你的妻子兒女。”
主持人：“在討論文革中‘血統論’問題的時候，有人會提到今天中國的‘太子黨’，您覺得當年的‘血統論’與‘太子黨’有什麼關係嗎？”
胡平：“有關係。就像我一開始講到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們在‘文革’時已經長大，面臨上大學、要進入成年，他們希望給他們的孩子更好的出路。比如考學校，對幹部家庭的學生錄取分數要低一點，別人要100分，他們60分就行了，對‘出身不好’的人還要嚴格，而在執行起來往往寧左勿右，這麼一來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幾乎完全沒有出路。
“現在有相似之處，就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還是覺得把權力交給自己的孩子更放心，他們的能力、學識都是其次，因此我們就看到所謂‘太子黨’中相當一批人就這樣進入了權力的重要位置，儘管這些人在德才方面都未必比別人更突出，而且其中很多人，在‘文化革命’當中都有很多暴行。所以，‘太子黨’問題應該被看作是中國專制制度本身所造成的一種現象。”
主持人：“現在中國民眾對‘太子黨’的不滿會不會使一些出身於共產黨官員家庭的、現在掌權的人，如果他是憑自己的才能在工作，結果因為群眾對‘太子黨’的不滿，而被冤枉，您認為這種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呢？”
胡平：“事實上並不存在誰要搞一個反向的‘家庭出身歧視’，或者選幹部就不選這些‘高幹家庭出身’的人，沒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我們一向主張開放的選舉，不管什麼樣背景的人，只要能夠得到選民的信任，就有同樣的機會。”
我訪問的下一位學者是早在1986年寫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嚴家祺先生。嚴家祺先生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1989年“六四”以後流亡海外，現在居住在美國。談到“血統論”，他關注的重點剛好和前面胡平先生的話題相關聯。
嚴家祺：“ ‘血統論’是今後不能迴避的問題，而且很值得認真探討。遇羅克確實是個英雄，在當時‘文化革命’中竟寫出《出身論》那樣的長篇大論，而且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當然是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人物。
“中國肯定要走向民主，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應該怎麼樣處理‘血統論’、‘太子黨’是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未來10到15年中國就會遇到。‘太子黨’這個詞我不太同意用，認為這個概念不確切、不科學，但是人家用了我也只好這樣用，就是指那些依靠父母親在中共裡的政治地位，今天繼續握有權力的那些人。如果今後中國能建立公平競爭，那些父輩以前掌握過權力的人靠自己努力能得到人民信任，得到人民的選票，掌握了權力，那就不是‘太子黨’。
“我想，中國肯定會走向公平競爭時代。公民都能參加公平公開的競選，不管他的父輩是做什麼的，無論是共產黨人，或者是非共產黨人，或者是受共產黨迫害的人，只要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就可以成為縣長、省長，甚至更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是，在這一天到來以前，圍繞‘太子黨’問題會發生很多爭論。
“我認為共產黨的下一代裡有很多優秀人物，如果他們能夠靠自己的能力獲得權力，當然也是好事，問題是現在中國的選舉和投票不公開、不公平。特別是沒有候選人提名制度，所以大家對‘太子黨’就有看法。另外，有些人還在利用共產黨在權力方面的影響力得到某些好處，特別是現在，非常明顯。”
3.遇羅克的《出身論》
(首播：2001年3月24日）
中國著名作家、魯迅研究專家林賢治先生在《夜讀遇羅克》一文中寫道：“最早知道《出身論》這名目還是在30年前，讀了輾轉傳來的一份皺巴巴的‘紅衛兵’小報，記得是起了深深的共鳴。《出身論》，多少怯弱的心靈因它而猛烈地跳動！多少陰鬱而乾涸的眼睛因它而淚水滂沱！多少繃緊的嘴唇因為它而撕裂般地嚎啕不止！”
遇羅克的《出身論》究竟是一篇什麼樣的文章？它為什會在當時的中國引起那樣的反響？我想盡可能多地去尋訪一些當事人和研究者，希望歷史真相漸漸清晰地再現於公眾面前。
我訪問了現在在美國修讀生物化學專業的鄭紅丹女士。
鄭紅丹女士的姐姐鄭曉丹“文革”中因為贊同遇羅克所寫的《出身論》被毒打致死，當時只有20歲。詳情記錄在20年前中國大陸很多讀者所熟悉的、張守仁和張揚合著的《魂兮歸來》一文中。
現在美國洛杉磯的鄭紅丹女士回憶起她和姐姐第一次看到遇羅克所寫的《出身論》時的情景。
鄭紅丹：“我記得很清楚，那天很冷，大概已經‘數九’ 了。我們在一張大字報上看到一份小字報，是《中學文革報》刊登的《出身論》，後來我們才知道作者是遇羅克。他講的每一句話都打動我們的心，我和我姐姐覺得這才是替我們説話的人。”
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敎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著有《陽謀》和《人禍》等著作的丁抒博士特別對中國大陸半個世紀前實行的“土地改革”和“階級成分”的劃分作了研究，近期，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以下請丁抒博士談談當年中國大陸實行“土地改革”，以及有關當年中國城鄉“階級成分”劃分的一些情況。
丁抒：“中共1949年、1950年搞‘土地改革’時劃分‘家庭成分’，以中共奪取政權前3年的經濟狀況作為劃分‘成分’的標準，所以大部分地區以1946年或以後的經濟狀況為依據。
主持人：”所謂‘地主’和‘富農’是以什麼標準來劃分？”
丁抒：“‘地主’、‘富農’的標準本來就很低，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自耕農擁有的土地都少，比如有一、二十畝地，也就相當於100英畝土地，只要是全部或部分出租，就算是‘地主’、‘富農’了。實際上，各戶的經濟狀況是隨時變動的，1945年時的‘地主’、‘富農’，可能由於天災人禍，兵險匪劫，或者經營不善，也可能是自己吃喝玩樂，到1946年賣了部分土地，而成為‘中農’，到1947年就可能成了 ‘貧農’。
“如果有三兄弟在1945年分家，到了 1949年中共進行‘ 土地改革’時，完全可能一戶是‘地主’，一戶是‘中農’另一戶是‘貧農’。而勤勞了一輩子的農民，很可能在1946年，或1947年買了幾畝地，而在1949年‘土改’時被定為‘地主’，或‘富農’。”
主持人：“這樣，他們以後的命運會有多大不同？”
丁抒：“ ‘土改’時被定為‘地主’或‘富農’的人就永遠是‘地主’、‘富農’，再也沒有三年為限、或五年為限，他們就是永永遠遠的‘地主，、‘富農’了。
“在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了個小型會議，親自主持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就是後來所説的《前十條》。這個文件中有這樣一段話：‘依靠貧下中農是黨要長期實行的階級路線。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一直到進入共產主義以前，不依靠他們？依靠誰呢？’
“按照這個《前十條》的説法，1950年時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帽子要永遠戴下去，他們的子女也要接著戴下去，一直戴到所謂‘共產主義實現’，‘進入共產主義’的那一天，他們的子子孫孫都要永遠戴著這個帽子。這顯然完全是不合理的，所以，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看到這句話，就説‘這個話不通。難道階級成丨分也能遺傳嗎？’由於田家英在1962年贊成‘包產到戶’，已經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所以，制定這個《前十條》毛澤東沒有讓他參加，他是看到文件之後説的這番話。
“湖北遠安縣有4000多所謂‘地富’子女，他們本人實際上從事其他職業，可是因為他們是‘地富’子女，所以也被定為‘地主’和‘富農’。另外有3000多人的祖父輩是‘地主’、‘富農’，父母不是，可是他們也被定為‘地富’子女。有的地區甚至規定，‘地富’子女不能上中學。”
主持人：“城市裡的所謂‘剝削階級’，比方説資本家，又是怎麼樣劃分出來的？”
丁抒：“50年代中共規定，資本在2000元以上的算資本家，屬於剝削階級。實際上，全國86萬戶資本家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資本都在2000元以下，所以他們是小工商業者、小業主，或者一般個體勞動者。1962年初，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已經知道，百分之八十的所謂資本家即使按照中共定的標準，也不能算資本家。
“李維漢主持擬定了一個文件，準備予以‘改正’。但是，1962年下半年，毛澤東鼓吹‘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點名批判李維漢是‘右傾機會主義’。為此，中共中央特別發出了一份文件説，86萬戶資本家是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力量，不能算作一般勞動者。這樣，李維漢的文件也就胎死腹中。”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説，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並沒有達到當時當局所定的資本家標準，但是被定為資本家？”
丁抒：“他們都被扣上了 ‘資本家’帽子，子女當然也都是‘黑五類’ 了。1965年初，廣州市委為了照顧工農子弟的學習，將20多所半工半讀學校的560多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除名，送往農場或遣送回家。凡是拒絕去農場的都在檔案上寫明‘永不錄用’。”
徐友漁先生在為《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説：“對苦難的思考和對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羅克就是其中一身兼兩任的佼佼者。”
徐友漁：“遇羅克受到很大磨難，他是個非常聰明、成績、品德非常好的人，但是仍然考不上大學。遇羅克在學校成績那麼好，班上49個人，48個能考上大學，只有他沒有考上。那年大學招生的名額比報考的人數還要多，在這種情況下，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居然不讓他上大學。他反復去考，還是考不上，這就是把一個人天生注定劃為‘二等公民’，我覺得這種打撃和遭遇對遇羅克的影響很大。”
“文革”期間和遇羅克住在同一個院子裡、現在北京的任眾先生是作家劉心武先生所著的《樹與林同在》一書的主人公，任眾先生回憶遇羅克當年撰寫《出身論》前後的那段日子。
任眾：“遇羅克給我的印象極深極深的是我在跟他們家作鄰居的時候。他住得很窄，也就是個一米寬的小夾道，那裡原來是放煤的，他在那裡裝上小鋪板，開一隻很暗的小燈。不管我回來多晚，我都能看到那個旮旯裡亮著燈，就是説，遇羅克在攻讀。可是，每天早上起來，我就能聽到遇羅克和他姥姥在開玩笑，有時是和他媽媽開玩笑，這種朗朗的説話聲和笑聲就是遇羅克的形象。
“等我起床看見他在門口抻練他的胳膊，也不過離我家的門兩、三米遠，他見到我就很禮貌地叫我任老師：‘任老師，什麼時候走？我跟您一塊兒走吧！ ’他在人民機器廠，我那時候是一名建築工人（因為在準備上大學的時候，被劃為‘右派’，後來就當了工人。我是油漆工，也在那邊上班，我們倆有時上班時間一樣，中午有時還能在一個食堂吃飯，然後到龍潭湖去游泳。每次和他接觸，都覺得他把自己的生死是置之度外。
“有一次我跟他談起《出身論》的事，因為這篇文章，到後來遇到困難了，他吿訴我説‘任老師，恐怕不太有利了’。
“我對遇羅克的印象是，他不知疲倦，寫文章的速度也很驚人，洋洋幾萬字的文章，能在一宿功夫寫出來，我很佩服他。另外，是他的觀點，他能呼喊著對‘血統論’面對面地開戰，他能當眾辯論的勇氣都值得我佩服。”
遇羅文先生回憶遇羅克《出身論》一文的撰寫和發表經過。
遇羅文：“1966年的10月左右，我和弟弟遇羅勉到了廣州。在廣州發現一種很簡單的油印方法，用一個橡膠的板在蠟紙上輕輕地一刮，油墨就能印在紙上。我們就寫信把這個方法吿訴了在北京的哥哥遇羅克。
“他知道後非常高興，就連夜寫好的《出身論》寄給我們。我和羅勉就在廣州用油印的方式印了幾百份，其中一半寄回北京，由他散發。他和我姐姐遇羅錦在北京街頭貼了不少。我們就在廣州街頭張貼，10月份我們回到北京途中也散發了一些。在北京，我們又接著印了不少。
“後來，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和王建復找到我，我們三人經過商量，決定辦一份報紙，用鉛印，這樣影響會更大。我們就連夜籌辦，他們去借錢，我們去買紙，聯繫印刷廠，很快就印出來了。在1967年的1月18日我們就創辦了第一期《中學文革報》。”
很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至今還記得最早看到《出身論》時的心
現在在北京從事報刊編輯工作的郭女士説：“‘文革’期間我在西安，看過手抄本和油印的《出身論》，當時覺得這篇文章寫得特別好。我想，要是在北京，一定去看看作者。我受到很強烈的震動，覺得他這人真勇敢，特別欽佩他。”
當時住在瀋陽市的中學生孫鋼看到《出身論》後，到北京來找遇羅克，兩人成為朋友。遇羅克被捕那天，警察正在遇羅克家搜查時，孫鋼走了進去，也被逮捕。孫鋼被判刑15年，坐牢10年後獲得平反出獄。
現在在美國北加州擔任一家保安公司總裁的孫鋼先生回憶説：“我原來跟遇羅克根本不認識，是看了《出身論》，看了《中學文革報》以後，才決定去找他。
“我跟遇羅克探討過這些問題。他講，作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實際上作為進步人類的一分子，都應該承認，社會的影響要大於家庭影響。我對他的這個出發點非常贊成，雖然他有些話説得比較激烈。我也看了好多批判他的文章，抓住他的一些話，例如説‘中國講有成分，説穿了是一種歧視’，按照遇羅克的説法‘這種歧視不亞於印度的種姓制度’，這種話現在看來説得恰如其分。
“在那個年代，有遇羅克這樣的人，能夠疾呼出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可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對能寫出這種文章的人很敬佩。”
徐友漁先生當年是四川成都市的中學生，談到《出身論》在當時的流傳和影響。
徐友漁：“我記得，遇羅克的《出身論》最初大概是在北京1966年接近年底，或是還沒有到年底就登出來了。
“成都市第十九中學學生胡平，1966年12月，或者是1967年1月在成都辦了一張報紙，傳播遇羅克的文章。”
胡平先生回憶説：“當年成都有從北京來的‘紅衛兵’宣傳對聯裡‘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成都的中學裡為這事也鬧得很厲害，那時我們學校開批鬥會，主要是批鬥我。因為我也是長期受這種歧視，對這個問題思考比較多。遇羅克的文章我是1967年大概1月聽説，找來一看覺得非常好，把我原來想過的問題都表達得非常透徹、非常清楚，而且表達得凌厲和嚴謹都是我當時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自己辦了份小報，我們中有些是所謂出身‘黑五類’的，也有些出身‘紅五類’的，他們一開始都是對‘對聯’很不滿意的，我們就一起找到遇羅克的文章，辦了報，叫《中學戰報》，我自己寫了《發刊詞》，還寫了一篇批判‘血統論’的文章，但主要是轉載遇羅克的文章，他的文章篇幅很長。
“那時學校裡辦這類小報非常普遍。我們學校靠近四川大學印刷廠，我們就去些人幫助他們打掃清潔，作為交換，他們就幫我們印報紙，印出來以後，我們賣了一些，還到處去張貼。我還召集了一個會，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我認識了徐友漁，還有很多成都其他學校同學。”
徐友漁：“遇羅克在《出身論》發表以後寫的很多文章，我大體都看過，可見遇羅克的文章傳播很廣，而且很早就被很多有理論意識和獨立思考精神的人注意到。”
主持人：“胡平先生，您的這份傳播遇羅克文章的《中學戰報》一共出版了幾期？有沒有遇到過什麼麻煩？”
胡平：“就出了這一期，因為四川大學印刷廠後來不肯給我們印了。不完全是因為報紙文章的問題，他們正忙於別的事情，對這個事情不那麼關心。後來，我們從街上的雜誌、小報得知‘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公開批判《出身論》是大毒草，在當時情況下，雖然我們想不通，不服氣，但是要繼續做下去，也很困難了。
“我因為參與了這件事，到後來1968年底、1969年初，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開始搞‘清理階級隊伍’，建立‘革命委員會’過程中，他們專門為我辦‘學習班’，批判我。不過大概沒有查出我辦的報紙跟北京的人有什麼聯繫，沒有整出什麼名堂，很快毛澤東號召‘上山下鄉’的指示就來了，大家就‘一窩蜂’地下農村去了，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主持人：“您什麼時候、怎樣得知遇羅克被判處死刑的消息？”
胡平：“是通過一個朋友，我在召開《中學戰報》討論會時認識的一個在成都錦江中學讀書的同學，他現在北京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見多識廣，喜歡到處串聯。我們登《出身論》時，根本不知道作者叫遇羅克。當時文章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我們不知道究竟是誰寫的。一直到1970年，或者1971年，他吿訴我遇羅克已經在北京被檜斃了。當時我們在邊遠的農村，根本不知道。”
我又採訪了“文革”中在上海的一位中學生、現美國迪金森學院圖書館系敎授、技術部主任、“文革史”研究專家宋永毅先生，請他談談當年的《出身論》。
宋永毅：“ ‘文革’時，我是六六屆初中生，在上海市上海中學讀書。上海中學是一個高幹子弟雲集的學校，上海最好的中學。1967年1月份北京《中學文革報》出版時，我正好在北京。當時《中學文革報》每一期我都跑到西單去買。
“《出身論》當年在西藏、新疆都非常流行。我就記得在我們上海中學，《出身論》被抄成大字報，整整54張，貼在校園裡，然後，被高幹子弟的‘紅衛兵’覆蓋掉，第二次還有人再抄54張，貼出來。
“為什麼呢？有群眾基礎。它的批判是對這個制度的，是對‘文革’中所掀起的那種‘青年法西斯文化’的。”
4.評説《出身論》
(首播：2001年3月31日）
我問宋永毅先生：“您當年是一位中學生，現在是‘文革’史研
究專家，這麼多年過去，現在您對《出身論》怎麼看？
宋永毅：“我們腳下流過去的30多年的時間把我們的起點大大提高了，所以我們回過頭去看遇羅克所提出的‘出身’問題，説‘不同出身的人應當有平等的選擇，有平等的受敎育的權利’，我們覺得是一個常識。
“但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遇羅克所提倡的這個平等是不是常識呢？在毛澤東的辭典裡，在馬列主義的辭典裡，這個常識是另外一個東西，講穿了就是‘血統論’。那時候，一個‘出身不好’的青年，誰敢説，我和一個‘出身高幹’家庭的人有平等受敎育的權利，有平等的公民權，有平等的提幹機會，誰敢講這個話？
“ ‘階級鬥爭’本質就是不平等，更不用説‘文革’初期那個‘紅色恐怖’，煽動了大批無知青年，尤其是‘高幹子女’，他們要搶先接班。所以有人説，‘文革’初期的‘紅色恐怖’是一次流產的‘太子黨’政變。他們要跨過一切‘藩籬’，比如説，過去還有個高考，有個分數線，他們全部取消，他們要直接成為當然的‘接班人’，然後要成為一個‘青年法西斯’特權階級。對於文化的毁壞，‘破四舊’，慘無人道地殺人，這個大家都知道，光北京地區被活活打死的就有近兩千人，這還是公安局的不完全統計！
“遇羅克所有文章本質上就是一句話一平等！
“所以，我評論他的文章就是以‘黑暗中的人權宣言’為題。”
我請徐友漁先生對遇羅克的《出身論》這篇文章作些評論。
徐友漁：“遇羅克在理論上很徹底。他有兩點，一是他認為不僅這種‘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是不對的，而且所謂的‘階級路線’也是不對的，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觀點。因為，就是用今天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能夠駁斥當初那麼野蠻、那麼殘忍的‘血統論’和‘階級路線’。
“首先，‘階級路線’指的是整個階級，而不是個人。資本家、地主作為個人完全有可能參加到革命隊伍裡。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從來沒有説過根據家庭出身、父母的政治立場和經濟地位可以決定本人的思想，‘文革’中的論點純粹是封建的‘血統論’。遇羅克非常勇敢，他説這純粹是‘山大王’、‘竇兒墩’的那一套，跟馬克思主義是毫不沾邊的。”
主持人：“對於遇羅克在《出身論》中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詞句來闡述問題，研究者有不同看法，請問您怎樣看遇羅克這種論述方式？”
徐友漁：“當時馬克思主義占絕對統治地位，遇羅克指出‘你們自己説你們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實際上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的血統論，是印度種姓制度的東西，是赤裸裸法西斯的東西’，遇羅克把這一點講清楚了。
“第二點，他提出人生而平等，明確提出了人權問題，這一點非常了不起。他這個思想幾十年以後來看，也沒有失掉它的意義。所以我們佩服遇羅克絕不僅僅是感情上的衝動，而確實是因為他思想的魅力。他看問題完全他的話語是全新的，跟人類的整個文明結合起來了。比方他用了 ‘自由、人權、人生而平等’這些觀念。”
主持人：“當時您的同齡人、周圍的人對這篇文章有什麼反應？”
徐友漁：“遇羅克的文章在全國影響非常大，但仍然有很多人心有餘悟，他們認為，遇羅克寫的東西有點不正統，這樣想的人當時也很多。
“現在看，這剛好表明遇羅克的思想境界遠遠超脱了 ‘文化革命’的‘話語境界’，遇羅克思考中國的問題不是按照當時的框架，而是以人類文明積累下來的思想為基礎。從他寫的東西可以看出，他對古希臘、羅馬的東西也有瞭解，他不是整天思考毛澤東對‘文化革命’是怎麼講的，他的語言風格完全是另外一套。揭示遇羅克文章的這一面也非常有意義。”
丁抒博士評論遇羅克當年的《出身論》，説：“他的文章我們現在回過頭看，在人權方面是一個歷史性文獻，是一個很值得思考、很值得研究的課題。《出身論》這篇文章確實很了不起、寫得很好，遇羅克的思想在當時也比較先進。
“但是話又説回來，我的看法，他實際上有點像劉賓雁那樣，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只能從馬克思主義裡面來找根據，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當然，中共把他檜斃是毫無道理的。”
由於遇羅克在他的《出身論》中使用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對於遇羅克是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專家、學者有不同看法。
宋永毅先生發表意見説：“因為《出身論》在那個時候要能夠以鉛印的形式發表，就需要有很多偽裝，需要很多馬列的詞句等等。你讀遇羅克的日記就會看到，他一開始就對‘文革’持批判態度，他對‘破四舊’、對‘紅衛兵’、對所謂‘學習毛澤東著作’，都持批判態度。”
學者林賢治先生在他的《夜讀遇羅克》一文中談到：“遇羅克，我們這一代的佼佼者，只要比較一下文集中的日記和文章就會知道，這中間有多大程度的區別，只要他跨出個人的房間就會立刻變得拘謹起來。在日記裡他是一個懷疑論者，十足的思想者和革命者；而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總不免要蒙上一具庸人的面具。”
談到這個話題，徐友漁先生説：“可能因為當時的地位和心情與遇羅克比較接近，我覺得自己特別能理解遇羅克。如果我們下一代人用一種挑剔的眼光，不理解遇羅克當時所處的那種語境、他的語言表達受到的限制，就會覺得遇羅克的文章有很多不可理解的地方，或者是有很多毛病。”
主持人：“您能不能舉幾個例子？”
徐友漁：“比方遇羅克在他的論述中時常要提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提到‘劉少奇或彭真的修正主義路線”，或者對‘中央文革’表示支持或贊同的態度。我覺得，這在那個時代，是任何人都會有的思想上的局限。但對於遇羅克來説，他實際在思想上已經突破了很多局限，但他在表達他思想的時候只能這麼表達。他也借用馬克思的東西，但是當時你論述任何問題，不借用馬克思的著作是不行的。
“而中國那時候的‘血統論’，或者是‘文化革命’前的所謂‘階級路線’，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權到了如此糟糕的地步，就算用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的思想已經足夠能把這個問題説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覺得遇羅克理論上的深度不應該受到他表面文字的影響。”
主持人：“現在的讀者還會提出一些什麼比較值得研討的問題？”
徐友漁：“有人會説，遇羅克你當初對‘血統論’還沒有看清楚，你不是還在那裡説‘中央文革小組’怎麼好，怎麼執行革命路線，而走資派怎麼壞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容易説清楚的表面現象，這一點在遇羅克的遭遇裡就表現出來了。後來‘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反復出面代表中央表態，‘遇羅克的文章是反動文章、是很危險的，要遇羅克懸崖勒馬’。而且最後抓遇羅克的，當時唯一有權力行使專政手段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應該説是在‘文革’中掌權的‘文革派’把遇羅克處死的，從這一點上説，遇羅克並沒有跟‘文化革命’的推行者站在一起。
接下來我訪問了兩位曾經當過“老紅衛兵”的人士。第一位是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從事敎學和研究工作的王虎博士。“文革”開始的時候，他是北京八中學生。
回顧自己的經歷，王虎博士説：“我的‘出身’算是‘革命幹部’，我父母都曾在原來的‘老新四軍’工作，我從小填‘出身’的時候，填的就是‘革命幹部’。
“‘文革’開始以後，從6月份停課，到8月1日組織‘紅衛兵’，現在想來我當時非常天真，覺得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造資產階級的反’，對毛主席無限的忠誠激發一種希望做出貢獻的心情。
“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基本上是基於‘血統論’的‘紅衛兵’。我當‘紅衛兵’大概有1個半月左右時間，例如當時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八一八’和‘八三一’兩次我都參加了，而且也是在重要位置上。”
主持人：“您那時參加了哪些‘紅衛兵’的活動？”
王虎：“我參與了 ‘破四舊’活動。在‘破四舊’過程中，人受到信念驅使，能作出超乎正常人想像的事情來。比如，當時我們班一些同學在‘文革’前是不錯的朋友，但‘文革’期間被折騰得很慘。記得我們班一個同學被綁在椅子上接收批判、挨打，僅僅由於他父親當時被認為有歷史問題。
“我本人做過那麼多非常愚蠢而令人遺憾的事，對我來説是終身的遺憾。如果我再有一生的話，我不應該這麼愚蠢。當然不能指望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能夠全面看清楚那些帶有極端邪敎性質東西的灌輸，我覺得，當時做的那些事確實傷害了別人。”
主持人：“那段時期您還有別的什麼難忘的事嗎？”
王虎：“到1966年9月，我父親被突然抓走了 3天，他出了問題，我就自己退出了 ‘紅衛兵’。原來預定在‘十一’國慶我會上天安門，至少會上‘觀禮台’，但是，因為父親的問題，我在9月中旬就退出了‘紅衛兵，。”
主持人：“那時您是什麼心情？”
王虎：“首先我是懷著一種非常虔誠的心情，我當時所提出的理由是，‘紅衛兵’是這樣一個組織，而我現在已經不屬於這一類人了，我不願意玷污‘紅衛兵’的名譽，所以我就退出。儘管當時我也感到很痛苦，可是沒有辦法。
“可以想像，在‘八一八’時我們在天安門廣場非常起勁地唱起‘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歌，那時是非常自豪的，但是在9月份以後突然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基本上是處在相對消沉的狀態。”
主持人：“您後來看到遇羅克的《出身論》有什麼感受？”
王虎：“《出身論》發表後我看到，覺得他講得有道理，他比較勇敢。我對遇羅克講的東西並不感到奇怪，我自己的父母出了事以後，我退出了 ‘紅衛兵’，我本身對‘血統論’就覺得沒有太大的意思。《出身論》發表後它的理念在社會上有大批支持者，我充其量算是一個同情者而已。”
主持人：“《出身論》在發表的時候並沒有署遇羅克的名字，您是什麼時候知道遇羅克這個名字的呢？”
王虎：“是在70年代末，我當時是七四級工農兵學員，在外地上大學。那時我已經徹底地不再相信毛澤東所宣傳的‘文革’的基本原則了，所以後來聽説遇羅克平反，我覺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覺得遇羅克是一個非常勇敢、非常偉大的人物。”
主持人：“您為什麼這樣認為？”
王虎：“第一，他那麼年輕就能看到這個問題，實際上他當時是在直接對抗毛澤東的理論，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能夠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跟‘血統論’面對面勇敢爭辯，表明他很有思想。
“遇羅克能夠站出來奮爭，而我後來所作的一些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受到他的啟發，比如我對後來的各種運動從心裡的抵制和挑戰，以及在實際上的抵制和挑戰，我想和他在精神上是有關的。”
下一位接受我採訪的是“文革”中北京一零一中學最早的“紅衛兵”之一、現在美國一所大學的終身敎授楊博士。
楊博士 ： “‘文革’時，我也算是‘老紅衛兵’。當時在北京一零一中學，學校鬧得比較厲害，‘對聯’出來以後，在我們學校辯論‘老子英雄兒好漢’對聯也非常激烈。8月份‘紅衛兵’走向社會，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就更加狂熱，我們也到社會上去‘破四舊’。
“1966年夏天，情況非常不正常，人們階級鬥爭的弦繃得非常緊，好像中國革命就要面臨一個大危機，工農、幹部的生命好像都面臨著危險，當時的情緒很強烈，在‘出身’問題上非常偏激。我當時挺認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個對聯。”
主持人：“您後來是什麼時候看到《出身論》這篇文章？”
楊博士 ： “大概是1967年初吧，當時《中學文革報》我們都看到了。”
主持人：“您當時讀到這篇文章覺得怎麼樣？”
楊博士 ： “我還是延續著過去的思路，不特別贊同《出身論》這篇文章，感情上不特別認同這篇文章。並不是説我真正在邏輯上，或在理論上能夠把這篇文章駁倒，它也是駁不倒的。但是我還是不太信服，因為我不覺得社會影響真的就大於家庭影響，我當時的思想受‘血統論’影響比較深，還是覺得‘出身’很重要，這也是當時社會上比較流行的看法。”
主持人：“當時社會上流行‘血統論’，您自己又是出身於幹部家庭，是屬於‘紅五類，對您來説是比較有利的，您現在回想起來是不是感到自己特別幸運呢？”
楊博士 ： “總的來説，也是不幸的。因為我損失了那麼多年的時間，該上學的時候沒有能上學，當然也有一些悔恨。比如説，我曾經做過一些自己後來想起來很臉紅，覺得很羞愧的事情。”
主持人：“現在回過頭來再看遇羅克所寫的《出身論》，您有什麼評論？”
楊博士 ： “現在看《出身論》，我覺得它是‘文革’中最有思想的一篇文章，可以説是既有思想，又有勇氣，現在我對《出身論》的評價是非常高的。我們當時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在那種革命的、狂熱的框架下，很難脱出來。《出身論》指出了這個社會的不平等，有的人生來就受到了很嚴重的歧視，遇羅克的基本思想，我想就是人權問題，所有的人都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有比較平等的機會。”
中國大陸新一代已經成長起來。我訪問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作家劉心武先生時，和他有這樣一段對話一
主持人：“在最近的這些年，‘出身’問題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情況怎樣？”
劉心武：“這要實事求是講，‘出身’問題淡化了。甚至一些年輕人不懂得如何填履歷表中‘出身’這個欄目。情況又有點反過來了，有的人聽説自己出身‘貧農’，就問，為什麼我們不是‘富農’呢？因為現在中國大陸是越有錢越好，越富越光榮，所以出現了這樣叫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主持人：“這樣看來如果再談‘文革’中的‘血統論’，重讀遇羅克的《出身論》，會不會被認為是沒有什麼必要了？”
劉心武：“這是現在一些人的看法。但是，極左不僅派生出‘血統論’，不僅是遇羅克寫了《出身論》被檜斃的問題，這其中有很多反人權、反民主、反法律、反契約，這些不利於社會進步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對‘文革’、對‘紅衛兵’、對遇羅克遇害這些問題的回憶和探討要從總體上來把握。”
在今年3月5日遇羅克遇難31周年前夕，遇羅克的《出身論》已經被譯成英文，即將在美國出版。我訪問了現在美國的譯者周澤浩先生。
周澤浩：“我在上海出生，‘文革’時上小學三年級，我在美國已有十幾年，但‘文革’經歷仍歷歷在目。我現在是研究員，在美國賓夕法尼亞醫學院任敎，也做些研究。我常在美國媒體用英文發表文章，跟美國公眾交流，很多美國人對中國的瞭解很膚淺。”
主持人：“您怎麼想到要把遇羅克的《出身論》翻譯成英文？”
周澤浩：“因為我和‘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先生來往比較頻繁，他認為有必要把遇羅克的文章翻譯出來發表。”
主持人：“您最早看到遇羅克的《出身論》是在什麼時候？”
周澤浩：“我在‘文革’時也賣過《中學文革報》，到美國以後可以看到不少國內看不到的東西，所以也看到了遇羅克的文章。看過以後我覺得遇羅克也跟張志新、王申酉他們這些遇害的人差不多，是國內很難得的優秀知識分子，敢於説真話。但是，我真正開始翻譯遇羅
克的文章後，感受一下子就不同了。
“遇羅克的文章邏輯很嚴密，他一層一層剝下來。為什麼當局迫害遇羅克這麼厲害，大概跟他文章嚴密得難以反駁有關係。遇羅克的學識非常淵博，在文章中旁徵博引，涉及古今中外知識。
“他對古典哲學的研究，包括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研究非常深刻。他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引用很多毛澤東的話、馬克思的話，恩格斯的經歷、列寧的經歷作論據。例如他説‘列寧的出身也不好，恩格斯本身就是個資本家’，他能夠用很多事實證明他的理論，支持他的論點，這些都非常有利，並且很難反駁。有很多話別人不敢想、不敢説，他都把它們寫出來，這是需要非凡勇氣的。
“ ‘文革’時大家考慮的是怎樣‘誓死保衛毛主席’，但是他的《出身論》確實説到根子上，就是人權問題。我非常痛惜這樣一個有深度、有勇氣的青年人居然讓當局檜斃了！
“遇羅克的事社會上瞭解得太少了。
“遇羅克的文章不僅《出身論》一篇，他還有《論出身》（二）、(三）、（四）、（五），我們也準備逐步把它們介紹給英文讀者。很多美國人對‘文革’瞭解非常膚淺，不少人認為中國‘文革’跟美國60年代青年運動、反叛運動好像差不多，其實兩者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包括美國研究‘文革’的專家、大學敎授，很多人在介紹中國‘文革’、敎‘文革史’，但從來沒讀過遇羅克《出身論》原文，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的譯文出版確實是填補了 ‘文革’研究的一個空白。”
5.和遇羅克一起坐牢的日子
(首播：2001年4月14日）
遇羅克這位27歲被以‘現行反革命罪’處死，9年後又被宣吿無罪卻永遠不能生還的思想者，25歲被捕入獄，在高牆鐵窗內怎樣走完了人生最後一段路程？他説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呢？
當年和遇羅克一起坐過牢，特別是坐過死牢的，能活著出來的人很少，現在美國的作家張郎郎先生是少數倖存者之一，他回憶當年
和遇羅克一起坐牢的日子，還記得他和遇羅克的第一次見面。
張郎郎：“我跟遇羅克第一次見面是在1968年10月左右。當時北京市看守所關了很多學生，遇羅克在那個號裡已經住了一階段，我是第一次跟他調到一個號。
“一進六筒一號，別人向我介紹説‘那是遇羅克’。我當然在監獄外已經知道他的大名，也讀過他的文章。
“當時，大家伙都愁眉苦臉的，遇羅克卻是笑眯眯的，主動走過來，對我説‘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把心字去掉，加一個走之；羅就是羅霄山脈的羅；克，克服困難的克’。他就是用這樣開玩笑、幽默的態度介紹自己。
“他説完，我説‘久聞大名！我讀過你的文章’。我由衷地説‘你的文章很好’。這是真話，因為遇羅克的文章邏輯清楚，論點明確，切中要害。”
主持人：“您能描述一下遇羅克當時的樣子嗎？”
張郎郎：“他比我高一點，大概一米七二左右。我剛進監獄時是11月，天氣很冷，牢房裡也很冷。他戴著‘三塊瓦’式的栽絨棉帽，有點禿頂，腦袋顯得特別大，眉毛有點吊，戴個眼鏡，是老式的黃框眼鏡。他説話嗓音比較尖，蔫蔫地笑著，慢條斯理不著急，他的那筆字有點像‘六分書’，有點受魏碑影響，字寫得很漂亮。”
主持人：“能不能描述一下這間牢房的環境？”
張郎郎：“牢房大概20多平米，裡面關了 20個犯人，大大超員，可見當時政治犯太多了。房間擁擠的程度是，每個人都躺平的話躺不下，所以人就像子彈壓在彈夾裡一樣，只能側著一個貼著一個，翻身都要大家一起翻。”
主持人：“您和遇羅克在這間牢房裡一共相處了多長時間？”
張郎郎：“一直到1969年5月，我跟遇羅克在同一個號裡關了半年。”
主持人：“能不能談談您自己的情況？據我所知，您的家庭背景和遇羅克的情況相差很大。”
張郎郎：“我1943年出生在延安，是在‘馬背搖籃’中長大，‘苗紅根正’，跟著一路打仗的部隊進了北京，後來進育才學校、一零一中學和北京四中這樣幹部子弟成堆的學校，然後上了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後就被捕。我也被作為‘死刑犯’處理。”
主持人：“您當時是什麼罪名，能到判死刑的地步？”
張郎郎：“我的直接罪名是因為在北京學生中間，尤其在文藝界學生中間，傳起了關於1937年黨中央不批准江青與毛澤東結婚的事，實際上是因為文藝界對江青知根知底，而江青迫害文藝界人士比較直接。當時，江青就搞了專案組，想知道究竟是誰把消息傳出來的，抓跟這些言論有關係的人，比如中央美院那時一共只有100多個學生沒有畢業，就抓了三、四十個學生和幾十個老師，都是用嚴刑拷打，然後問每個人説‘你聽見過的這些話誰説過？’
“與此同時，音樂學院及所有藝術院校和文化部下屬單位，都在做相同的工作。在公安局授權和監視下，讓同學打你，通過這些超出一般人想像力的刑訊，到五、六月丨分基本上理清楚有哪幾個可以構成‘反革命集團’。我們就屬於當時文藝界最嚴重的‘反革命集團’，我算是‘集團的主犯’。”
主持人：“既然説是‘集團’，這個案子一共牽連進多少人？”張郎郎：“至少逮捕了幾百人。比較有名的像後來當了文化部副部長的英若誠、中央樂團的副團長也是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楊炳孫……都在這次大潮中被捕。”
主持人：“您當時又是因為什麼被判死刑的呢？”
張郎郎：“我説過中央首長一、兩條，有人證明就可以判死刑。當時給我弄了 100多條這樣的‘罪行’，當然是檜斃幾次都不嫌多了。也不知當局有意還是無意，把我這樣一個好像‘聯動’（血統論‘紅衛兵’組織）的人，跟遇羅克這樣的跟‘聯動’有很大仇恨的人關在一起。但是，比較可笑的是我們都被打成‘反革命集團’。”
主持人：“您出身於延安‘老革命’家庭，當時又是大學生，據説，還有人把您看成是維護‘血統論’的‘聯動’的後台。您恰恰和反對‘血統論’，因為‘血統論’進不了大學的遇羅克在死刑牢房相逢，你們之間有沒有爭執？彼此能不能理解？”
張郎郎：“一開始大家一定會有誤會，我剛跟他開始談話時，他對我也有好奇心，就跟我對他有好奇心一樣，因為我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層面，大家都想知道對方怎麼想、怎麼活的。”
主持人：“那你們是怎樣開始對話的？”
張郎郎：“一開始，我們都帶有試探性地聊天，好像有點‘外交辭令’的意思。遇羅克的知識面並不比我小，我們會相互主動地坐到一塊兒，或者他坐到我這邊來，或者我坐到他那邊去，開始談話。
“由於知識背景、結構不一樣，而且在‘文革’開始時大家處境不一樣，所以談到什麼問題時，他就會説‘據我的經驗，據我的學識，這個問題不是這樣的’。而我呢？那時也是少年氣盛，談話中我也會同樣説‘據我的經歷，據我的學識，我認為問題不是這樣’。一開始，我們之間有相當多這樣的爭拗。”
主持人：“你們兩人有沒有正面談到過關於‘血統論’問題？”張郎郎：“我們不可避免地談到了 ‘血統論’問題，這可能是我們之間冰釋相互誤解的開始。有一天，遇羅克跟我談電影，他突然問我‘你看過《馬門敎授》那個電影嗎？’《馬門敎授》是東德拍的電影，電影的主題是反法西斯的，馬門敎授是一個猶太醫生，電影描寫了當年猶太人在德國柏林受到的迫害。”
“他一談到這個，我馬上明白他在説什麼。我説‘看過，而且我覺得，何其相似，跟中國沒什麼區別’。他説‘你會這麼看嗎？’我説‘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我看《馬門敎授》這個電影時還不知道，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發現，一個人出身不好，和一個人出身於猶太家庭，這中間沒什麼區別。
“對此，遇羅克很震驚，他説‘你們也會這麼看？’我談了我的想法，他就比較有興趣聽我説。經過這麼一番談話，我們發現相互有認識的基點，所以後來就能比較放鬆、心平氣和地談問題了。”
主持人：“你們在交談過程中能發現彼此有什麼不同嗎？”
張郎郎：“談話過程中，我確實發現跟他情況不同，知道了這個社會對大家不公平，但我過去對此是不瞭解的，尤其在‘文革’以前，根本不瞭解這種情況。而且我對中國社會完全不瞭解。在這方面，遇羅克比我知道的多很多。
“他跟我講他在農場怎麼種草莓，在農場怎麼堅持看書的情況，還跟我講他在街道怎麼為人傳呼電話，怎麼跟街道上的人搞好關係，怎麼認識這些人……他的社會交往能力比我們這些學生強得多。”
主持人：“和遇羅克在同一間牢房，那段日子有些什麼特別難忘的事嗎？”
張郎郎：“一個就是我們一塊兒編詩集。把手紙裁成像豆腐塊那麼小，因為大了容易被沒收。遇羅克想辦法申請來紙和筆，假裝為了寫材料，實際是趁機寫我們背的詩，把我們過去學過的、或者讀過的詩一首首記下來。
“可以想像，監獄生活非常單調，度日如年，遇羅克卻很抓緊時間，一直在學習，我對他非常佩服。這時候能跟他一起寫些古典詩詞，大家覺得生活中還有文化，有些情趣，談談詩意和辭義。”
主持人：“在您記憶中，有特別殘酷、特別難忘的事嗎？”
張郎郎：“周圍人一會兒這個被打，一會兒另一個被戴上手銬腳镣，天天見到的都是血和鐵。當時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們每個牢房都有幾個被折磨得神經失常的人。
“其中一個是當時北京航空學院（現在航空航天大學）敎俄語的王老師，誰都可以在他身上踢兩腳，打幾拳。
“遇羅克對他不卑不亢。我想，是不是因為遇羅克經過的比這更殘酷的事情多，因此就更理智，更接近於一個政治領袖？牢房裡有些殺人不眨眼的人，但他們對遇羅克都畢恭畢敬。”
主持人：“為什麼會這樣？”
張郎郎：“遇羅克寫《出身論》這篇文章，當時就等於是中國被污辱、被損害的最底層人的一個真正代言人，所以這些人對遇羅克非常尊敬。我有時跟遇羅克爭論得厲害時，這些人都在旁邊摩拳擦掌，意思是我要是有什麼不軌的話，大家會一哄而上。”
主持人：“您對遇羅克還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張郎郎：“遇羅克也有特別孩子氣的一面，他願意跟我們一塊兒唱歌，一塊兒下圍棋、下象棋，他下象棋可以下盲棋，而且一次不只下一盤，我們根本下不過他。”
主持人：“你們有沒有談論過《出身論》、《中學文革報》，這些比較敏感的問題？”
張郎郎：“跟遇羅克的一次談話，使我知道他們出了《中學文革報》以後得到全國那麼大反應，他們有著多麼廣泛的群眾基礎，但是當局要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集團’，實際是要打撃他，這一點遇羅克也很清楚。
“當時我就對他説‘你知道你這麼做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他説‘你們那時候動不動就有地方讓你們去講話，我們的聲音從來沒有人能聽得見’。後來他沒想到文章能出版鉛字的，並翻印了那麼多份，都出乎他的意料，給他一種星火燎原的感覺。所以他説‘為這個將來付出什麼代價都值得’。”
後來遇羅克被判處死刑，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他的弟弟遇羅文也曾經和遇羅克被囚禁在同一監獄，關在不同牢房。在獄中，遇羅文有機會遠遠看到過哥哥一次，但是遇羅克並沒有看到他。
遇羅文：“我在監獄裡只見到遇羅克一回，我在那裡被關了半年，只洗過一次澡，牢房裡的人都被一隊一隊地被帶到浴室洗澡，正好我的牢房窗子對著所有人出入的路，我就在窗後等啊、等啊，等了大約兩小時，終於看到了羅克。他當時精神狀態還挺好，看起來沒有什麼思想負擔，樣子很樂觀。但他看不到我，因為距離太遠。
“那是在1968年7月左右。”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遇羅克再也沒有看到過任何親人。
張郎郎説，他們被關在一起半年後，就被分開關進不同牢房。1970年2月9日，也就是遇羅克遇難前二十幾天，張郎郎和其他幾十人被戴上十幾斤重的手銬腳镣，押進如同木頭盒子一樣的單人牢房一死刑號。這是專門關押檜斃前犯人的牢房，人們叫它“檜號”。
張郎郎回憶他被押進“檜號”：“剛剛坐定就聽到從走廊另一頭的‘檜號’傳來遇羅克的聲音，遇羅克在向管理員報吿，他實際上是説給我們聽的。他説‘上邊那一批都被檜斃了，都見馬克思去了，只有我留下來，因為我的材料還沒有交代完。’我們一聽，知道這是遇羅克，他知道我們來了，就説這些，讓我們有個心理準備。他的語調還是那麼平靜，一聽就知道他是帶著微笑説的。這時候，我就比較佩服他，因為他的心理素質比我們堅強得多。”
主持人：“您當時是什麼樣的心情？”
張郎郎：“根據中國的程序，進了 ‘死刑號’是一定要被檜黯的。當我們都被押進‘死刑號’時，所有人都被震驚了，當時我的腦子處於一種空白狀況，我不知道在心理學上怎麼解釋這種情況，當時既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種愕然，就是怎麼來面對這個現實，面對你將要被處決。
“我們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知道自己是活不了出不來的，屬於‘斬監候’，隨時會被檜斃，或遲或早完全根據政治需要。人生還有什麼意義？而且找不到一個可以解脱自己的支點。
“一個共產黨員進了國民黨監獄，還能慷慨就義，唱《國際歌》，他（她）是為了一個理想。我在共產黨的監獄再唱《國際歌》，那不是開玩笑嗎？我根本找不到一個思想的著陸點，根本不知道人生是什麼意思，整個是一個玩笑！ 一個以多少人生命為代價的玩笑！”
主持人：“當時其他難友的想法和狀況怎樣？”
張郎郎：“跟我們一塊兒在2月9日進來的有社會科學院的，當時叫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一個筆桿子沈元，他一進來時也是愕然。
“平常我們在牢房裡見不到面。等把我們拉出去批鬥之前，給我們戴上樣板戲《紅燈記》裡李玉和那種十幾斤重的黑鐵大銬大镣，為了嚇唬群眾，我們這些死刑犯都排在最前面，身上插著生死牌。我們在兩場批鬥之間吃乾糧的時候，沈元跟我説‘預審説了，批鬥從嚴，處理從寬’。我跟他説‘你要作更壞的準備’。沈元不信，説‘怎麼會呢？’我説‘可能我們都得被檜斃’。
“我們又一輪被批鬥的時候，沈元在批鬥會場後面看到前一批人的布吿，全是檜斃。他回到牢房就承受不了了，想用另一種方法延緩這一過程，他就開始裝瘋、喊叫、大哭，儘管每個人在這種時刻都有自己的處理方式，但是我弄不清人在裝瘋過程中是不是真的會變瘋。因為當時裝瘋不只他一個人，所以我弄不清誰是真瘋，誰是裝瘋，後來他們都被檜斃了，也就沒有辦法考證了。我和另外幾個人就是沉默，沒有像遇羅克那樣主動地向他們挑戰。”
主持人：“遇羅克都用些什麼方式向他們挑戰？”
張郎郎：“到‘死刑號’遇羅克還一直故意按鈴，每個‘死刑號’都有一個像醫院病房裡的那種按鈕，一按看守就會來。遇羅克故意找茬跟他們説話，他始終保持這種狀況，一直到3月5日他被拉走去檜斃，他的情緒一直非常穩定。”
主持人：“還有哪些給您印象特別深的事情？
張郎郎：“2月9日我進‘死刑號’時，遇羅克説完後，當時所有人都從震驚的狀況剛剛緩過來，走廊裡靜到掉一根針都可以聽到。你想，那時每個人都進入到死的程序，不知道哪天就會被檜斃，我們聽見看守進到遇羅克那間。那是冬天北京剛下完雪，他把房門關上了。我們都輕輕地提著腳镣站起來，貼著門上的小窗口，互相開始叫名字，這時候，我就想起日本小説《喬遷喜麵》，就是人搬了家要吃一頓麵，實際上是寫一些日本共產黨員從一個監獄搬到另一個監獄時，一定要開個晚會。
“我當時就提議説‘咱們作個臨別晚會吧’，大家都同意。於是大家就輪流唱歌，當然是用很小的聲音。但是因為牢房太靜了，只有一個人唱，大家都能聽見。突然我實在憋不住了，就大聲唱起來，這時看守就衝出來喊‘誰？’我們趕緊躺下，他過來查，每個人都假裝睡著。後來這個晚會變得非常滑稽，他又跑回去，我們就躺在床上大聲唱，他出來，我們就不唱，好多都是跟遇羅克一起唱的，包括《光榮犧牲》這些俄國歌曲。”
主持人：“你們當時為什麼想唱這些歌？唱這些歌時是什麼心
張郎郎：“當時想起這些歌跟我們的處境有關係，我們也是戴著不能打開的手銬，吃完飯血管會膨脹，手就會很難受。記得有一天吃完晚飯遇羅克就跟我談起列寧最喜歡的歌曲《光榮犧牲》，他吿訴我他小時候在少年宫歌詠比賽的時候唱過俄國歌曲《斯大林率領我們前進》還得過獎，他就問我會不會唱列寧最喜歡的《光榮犧牲》，我説‘會，。
“這首歌是這樣唱的（張郎郎唱）：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你英勇地光榮犧牲。英勇，你光榮的生命犧牲……’
“我們一遍一遍地唱，唱得監獄中別的老頭都哭起來了，説‘你們別再唱了’，因為每個人會有‘代入感’。
“在‘死刑號’的第一夜，大家都沒睡覺，後來大家確實覺得需要有點高興的歌，我們甚至把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陽》都唱了。到後半夜，我們都站在門邊，互相囑咐。那時，我對面牢房一個很年輕的小孩，我不知道他叫什麼，他好像是因為偷越國界到北朝鮮，被北朝鮮人抓住遣送回來。我們都認為他最小，我對他説‘你出去的機會最多，將來你出去以後，一定要吿訴我的爸爸媽媽説，最後我們沒有難過，我們挺開心的，還一直在唱歌’。”
主持人：“為什麼您當時最想説的是這句話？”
張郎郎：“實際上，當時我自己覺得已經沒有什麼可要求的了，就希望外面的人別為我們難過。”
主持人：“你當時作了赴死的準備，此外還有些什麼想法？”
張郎郎：“隔壁牢房是我同案的難友，我也跟他説‘看來咱們活著的時候再見面的機會不多了，咱們以後到上面去，一起吃糖果的時候，互相讓著點。’遇羅克在那邊也跟我們搭茬，他好像説了一句‘殊途同歸’。我們一塊兒唱歌時他也跟我們唱。這就是我們的‘最後的晚會’。現在我知道，我們中間還有兩個人沒有被檜斃，他們還在北京，大家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那次的獄中‘晚會’。”
主持人：“您和那兩個人為什麼進了死刑號還能逃過一死？”
張郎郎：“當時這批人差不多全都被檜斃了，為同樣的罪名，也就是所謂思想和言論罪沒有被檜斃的，還是因為占了 ‘出身’的便宜。”
主持人：“您的死刑是怎麼取消的？”
張郎郎：“1970年5月5日，公安局軍管的領導人帶著所謂‘中央的命令’，沒説是取消死刑，但是讓我在看守所等候最後死緩以後的判決。後來我出獄後經過印證，決定不檜斃我是周恩來説‘留下活口’，這4個字救了我們兩條命。當時，為了我們的‘罪行’要檜斃的是兩個人。”
主持人：“您現在在美國回憶‘文革’的事情，回憶與遇羅克一
起坐牢的日子，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張郎郎：“遇羅克的使命感使我覺得，本來我沒有什麼使命，但是這麼多人都死了，他們想要做的事現在還沒有結果。
“現在中國當局不准回憶‘文革’。在‘文革’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有多少知識分子和學生因為言論和思想被殺掉，他們中一大部分是被正式宣判的，還有很多在沒有宣判之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在美院附中這樣的例子就不少。
“從1968年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就以‘群眾運動’的名義殺死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只有把這件事情真正談透，中國人才會知道思想自由對這個社會的進步有多大幫助，這樣中國才會有真正的希望。”
主持人：“中國大陸有關部門在1979年秋天已經給遇羅克平反，以後又有報刊發表長篇紀念遇羅克的文章，您又是怎麼看這些做法呢？”
張郎郎：“事實上，當年在報刊上遇羅克的事説了幾天就不提了，此後根本就沒有人把‘一打三反’這個大規模處決思想犯的運動拿出來作為‘文革’時鉗制言論自由的極權政治象徵的最頂峰來分析批判。
“遇羅克的使命感使我覺得，如果我放棄自己的言論和思想，那我和行屍走肉有什麼區別？和一個不瞭解這些的年輕人又有什麼區別？我是一個還能説話的人，那我就應該多説一點。”
6、遇羅克之死
(首播：2001年4月21日）
當年參與創辦《中學文革報》，以後又和遇羅克被關進過同一座監獄的遇羅文，回憶他哥哥遇羅克被捕那天及後來發生的事情。
遇羅文：“1968年1月5日，遇羅克像往常一樣，帶著他簡單的午飯去上班，他騎車走了就再也沒有回來。
“後來他被判死刑時，警察來通知家人，當時我父母都在家。
我父親知道這個消息以後，站都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地上大哭起來。警察説‘你哭什麼？你應該和他劃清界限！他是反革命有什麼可哭的！’我父親全然不理會，哭得傷心極了。但是我母親在他們面前一滴眼淚都沒掉，反而勸我父親説‘不要在他們面前哭’。我母親把我哥哥在監獄裡的一些遺物拿回來，其中有我父親給他送去的一件新背心，遇羅克都沒捨得穿，還有他的腰帶、鋼筆和眼鏡等。
“我母親説‘哭有什麼用？有用，咱們都哭’。但是，她不痛苦嗎？不是。哪個母親能不為那麼好的兒子死於非命而心碎呀？她知道只有她的堅強才能減少我們的痛苦，她是把痛苦強壓下去。遇羅克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幾萬人‘宣判大會’後被綁赴刑場的，後來我母親每次路過工人體育場那邊，都把頭扭過去不往裡面看。”
據當事人回憶，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幾萬人高舉《毛主席語錄》的‘紅海洋’裡，在高昂的口號聲中，遇羅克被以“現行反革命罪”綁赴刑場，執行檜決。
遇羅克之死在他的很多同時代人中留下了永遠難忘的印象。
中國著名導演何群先生1970年時還是一位少年，由於和他住在同一個院子的小夥伴的哥哥被關押，有被判重刑的可能，他就和院子的同學一起跑到工人體育場門口，想知道判決結果，在無意之中旁聽了遇羅克的“宣判大會”。
現在在北京的何群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況。
何群：“那時候我15歲，知道當時社會上有這麼一回事，是因為在我們院子裡住的張郎郎和周七月也因為‘文革’的事被關押在監獄裡，引起我們院裡大人和孩子的注意。我們聽説在工人體育場有一個‘宣判大會’，我很關心張郎郎的宣判結果，我和他弟弟也是朋友。
“我就到離工人體育場很近的宿舍附近，因為那時‘宣判’實況是通過高音喇叭廣播的。我記得那時警察都穿著藍色制服，我就在那裡聽一個一個的宣判，沒有張郎郎和周七月的‘宣判’結果，但是有遇羅克，那一天判決的人很多，工人體育場的看台可以坐10萬人，基本上都坐滿了。遇羅克的名字很特殊，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主持人：“您那天為什麼沒有進入會場裡面？”
何群：“不是所有人都能進去，‘宣判大會’是各個學校、工廠單位裡組織去參加會的，不是憑門票入場。在‘文革’時期，這樣的‘宣判大會’很多。”
主持人：“您後來有沒有再注意過關於遇羅克的事情？”
何群：“文革結束，1978年我上大學後，在大學二年級時讀了遇羅錦的小説《冬天的童話》，對遇羅克有了一些瞭解。”
談到近年讀到有關遇羅克的書，何群先生説：“看到遇羅克的照片，大家就會想起‘文化革命’年代，會有很多感受。當然，我不希望再有那樣的事情發生，希望冤假錯案少一點，我們都希望能在一種比較自由的狀態中，在能夠説出自己心裡話的環境中生活。”
據《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收入的文章記載，在遇羅克被處決9年多以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1979年11月21日發出的《再審判決書》送到遇羅克親人手中，其中寫道一
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遇羅克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從認定的實事和適用法律上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改判如下：1980年7月21日中國的《光明日報》以頭版大幅標題發表長篇通訊，題目是：《劃破夜幕的璜星——記思想解放的先驅遇羅克》。
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70刑字第30號判決書；
二、宣告遇羅克無罪。
編者在按語中説：“這篇通訊描述的是思想解放的先驅者、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遇羅克如何被毁滅的悲劇。他的思想、他的才華、他的抱負對國家、對人民該是多麼有價值！這樣一位異常優秀、而又風華正茂的青年被徹底毁滅掉了。”
遇羅克的家人回憶説，就在億萬讀者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有關部門送到遇羅克父母手中的、作為補償的現金是遇羅克從被捕直到被處以死刑那天，一共兩年零兩個月的學徒工工資。
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回憶當時的情況説：“當時遇羅克的工資大概只有20塊錢，兩年無非也就是400多塊錢，此外沒有其它任何補
聽到這裡，人們也許會問：遇羅克的冤案不是已經得到平反了嗎？他不是無罪被錯殺的嗎？是誰殺害了遇羅克？殺害無辜者該當何罪？究竟多少錢能夠補償？
人們也許還會問：為什麼給予遇羅克家人的經濟補償僅僅計算到他被處決的那一天為止？按照這個邏輯，遇羅克如果不是蒙冤而死，他就只能工作到1970年3月5日嗎？
再設想，按照這個邏輯，如果遇羅克被捕後即被處決，那麼給予他家人的經濟補償就應該是零嗎？
至於他的父母家人在後來的很多年裡被株連受到的迫害，失去親人的永遠的傷痛又拿什麼彌補呢？
遇羅克的親人們至今還有很多未了的心願。遇羅文説：“平反以後他們應該歸還沒收的東西，他們還有什麼權力再扣壓我們的東西呢？
“我到很多地方反映，多次提出要求，到現在沒人理我。只有北京市政法委曾經給我來過一次電話，但他們表示‘很難找，這個工作很困難’。
“現在還扣壓的東西有些是更珍貴的資料。1980年為遇羅克平反時，雖然發表了一部分他的日記，但只是《光明日報》的記者到法院去，只讓他們看，他們當時只能抄下來、或複印下來，畢竟太有限了。而且他們只能站在當時的對錯觀點上抄錄、取捨。當時他們可能認為有些遇羅克寫的東西不容易被人們接受，就沒有抄下來。從我對我哥哥的瞭解，我認為他應該留下更多、有更深刻思想的文字。我們知道他每天都記日記，大概有十幾本。此外，他們説有關遇羅克的審問記錄就有幾麻袋。”
當年看到過這些文字資料的人士現在在哪裡？
在北京的原《求是》雜誌副總編輯、近代史研究專家蘇雙璧先生是當時《光明日報》最早派出採訪瞭解有關遇羅克案的記者之一，現已經退休。
蘇雙璧：“報導遇羅克這個案子，從頭到尾在《光明日報》社從發起到完成、到寫文章，都是我在做的。”
主持人：能不能詳細回憶一下當時的情形？”
蘇雙璧：我們到公安局、法院去聯繫，他們都很支持，所以能看到那些檔案。”
主持人：“檔案有多少？”
蘇雙璧：“很多，我記得大概有20多卷，放在桌子旁邊都快跟桌子一樣高了。我就找了一、兩個同事一塊兒看，看了兩、三天。”
主持人：“您看到了什麼材料？”
蘇雙璧： “其中有遇羅克自己寫的東西，有他的筆記、寫的詩等等。”
主持人：“您有機會看到遇羅克自己寫的東西，同時看到當時審判的一些材料，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蘇雙璧：“印象最深的是，對遇羅克的處理不是實事求是，‘上綱’上得比較高。好多事是‘上綱’上起來的。本來遇羅克主要是寫了《出身論》，引起大量來信，所以當時‘四人幫’他們害怕，把他關進監獄。從當時材料看，關押逮捕遇羅克其實並沒有必須判死刑的罪，但是在審判過程中，每一次審判都給他‘上綱’，到最後把他殺掉。”
主持人：“您看過遇羅克的文章、日記等很多文字材料，認為遇羅克是個什麼樣的人？”
蘇雙璧：“遇羅克這個青年比較有作為，文章寫得很不錯，他是正確的。因為他反對‘血統論’，一個有為青年就因為寫了《出身論》，最後就被殺掉，這是一個冤案。”
主持人：“您看過遇羅克案材料，是不是知道殺遇羅克的決定是怎麼作出的？是誰下的命令？”
蘇雙璧：“我認為主要是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們。遇羅克曾經要求複查他的案子，當然後來也沒有複查。”
主持人：“您看現在官方對‘文革’研究有什麼限制嗎？”
蘇雙璧：“我感覺官方對整個‘文革’研究比較敏感，卡得比較緊。”
遇羅克的高中同學、現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學泰先生回憶説：“遇羅克被檜斃的時候，我已大學畢業，但是因為出了點問題，又回到學校參加運動。我應該1964年畢業，但實際上到遇羅克被處決時，我還沒有離開學校。
“現在的人恐怕都不太清楚，那時候要處理一批重大的所謂‘刑事犯’之前（因中國不承認有政治犯，‘反革命’也作為刑事犯對待），都要把他們的案卷下發，那時是‘群眾專政’，要聽群眾的，讓群眾討論。
“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讓群眾討論遇羅克案子時，是跟一批大約二、三十個人的案子在一起，都在班上念，同學和老師都知道這本身只是一種虛應的形式，念到誰大家的意見都是‘檜斃’。”
主持人：“您當時是什麼心情？”
王學泰：“我聽到念遇羅克名字，大夥嚷嚷説‘檜斃’的時候，我感觸特別深，就跟觸了電一樣，當然我並沒有發表意見，因為我覺得一個人沒有主宰別人的權力。”
主持人：“當時是不是群眾討論説‘檜斃’就一定會檜斃？”
王學泰：“當然大家同意檜斃的意見也會報上去，實際上到最後公布的判決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檜黯，我看到也有最後判‘無期徒刑’，或者‘死緩’等等。
“討論遇羅克之後，不久就檜斃了一批人，公審是在工人體育場，各學校派代表去參加，回來向我們傳達。學院裡也貼出了吿示，我一看沒有遇羅克。當時心裡就有些寬慰，覺得可能遇羅克死不了。但是，過了兩、三個月，隔了一批之後，檜斃名單中就有了遇羅克，他被檜斃。這件事給我震動很大。
“一年之後，我被分配工作。有次我去農村勞動，下鄉之前整理書籍，發現了遇羅克在中學畢業前送給我的兩本書，一本是《中國文學六講》，另一本是《元曲別裁》。我就在《元曲別裁》的書後面寫了幾句對他的悼念文字，因為一看到這兩本書我就想起了遇羅克，他那麼年輕，又是那麼有才華、有想法的青年人，就這樣被奪去生命，這不能不引起我感情上的波瀾。”
現在美國北加州擔任一家保安公司總裁的孫鋼先生，回憶當年他在監獄裡聽到遇羅克被處決消息時的心情。
孫鋼：“當時我最大感覺是遇羅克太可惜了！遇羅克真是一個天才，咱們國家現在理論上太缺少他這樣的人才了。遇羅克給我這樣的印象永遠也磨滅不了。跟遇羅克接觸的過程，我確實非常欽佩他，他真是太聰明了，一個真正好的國家如果把這樣一個人用起來，那是國家和人民的福祉。所以當有人吿訴我説遇羅克被檜黯了，我覺得太可惜了，可是反過來我一想，這個社會不能饒過他，怎麼能容他呢？所以，他的死也是在這個制度下必然的。”
和遇羅克一起坐過死牢的張郎郎先生是為數很少的倖存者之一。
主持人：“後來當局給遇羅克平反，您怎樣看這件事？”
張郎郎：“為遇羅克真正平反，對於中國來説是一件大事。中國如果可以開始反省這些問題的話，我覺得這個民族還有希望。
“當局給遇羅克平反，最初我以為這是良性地往前走的一個過程。為遇羅克平反後，又變成魏京生被抓，中國的歷史很有諷剌性。魏京生本來是‘老紅衛兵’代表人物‘聯動’的一個搞宣傳的人，他變成向極權挑戰的人。而當時‘出身不好’的遇羅克，發表《出身論》的人，跟張志新一樣，被變成一個民族英雄的符號來用，這件事有它讓人激動的一面，也有讓人沉思的一面。
“當時宣傳遇羅克，是真的想徹底反省這些事情，還是僅僅是一種需要呢？我後來發現，遇羅克的宣傳時間很短，沒有深入討論。
“在‘文化革命’的‘一打三反’過程中有多少因言論和思想而被殺掉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這個專政機器需要人的血來奠基這個政權的‘合法性’。
“現在很多人要紀念遇羅克，意義是很深遠的，因為中國人不能忘記歷史，比如德國人還要看《辛德勒的名單》。
“遇羅克現在對我的影響就是他的使命感。這麼多人都死了，他們想要做的事還沒有結果，中國現在好像物質文明大大提高，整個社會比原來開放了，但是在思想鉗制、言論限制上，沒有比當年進步多少。”
談到遇羅克，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專家、美國迪金森學院圖書館系敎授、技術部主任宋永毅先生説：“遇羅克這樣的學徒工在當時承擔了中國社會良心的角色，承擔了對這個社會的不公正進行批判的知識分子的角色。他超越了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超越了他個人的社會地位。他關心的是整個知識階級應當關心的東西，他承擔了太沉重的歷史、社會負擔，結果，他倒下了，我們覺得自愧不如。
“真可惜他那麼年輕就被扼殺了生命，否則在我們民族當代思想史的寶庫中，應當有更多的文獻。
“我們可以把遇羅克跟國家的總理周恩來作比較。周恩來是主張‘查三代’的，他説他的父親不過是個小職員，但是他的祖父是封建官僚，所以他填成分就填了 ‘封建官僚’。當時戚本禹都對他説‘如果看父親，你可以填職員嘛’，周恩來説‘我才不呢，應當查三代’。一個像他這樣的人，老是在懺悔自己的出身，無限地誇大出身，那在青年中造成的是什麼影響呢？
“對那些‘血統論’的捍衛者和提倡者一當時的譚力夫，當時清華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旗’、以及整個當時的‘老紅衛兵’，毫無疑問是一個鼓動。”
宋永毅先生特別談到遇羅克之死：“有些高幹子女透露説，遇羅克的死是有關中央首長批示的，而這不是一般的首長，也是‘出身不好’的。數一數‘出身不好’的中央首長也就是周恩來、康生、江青，而這些高幹子弟向我暗示，是那位在‘出身’問題上很計較的。究竟是誰，可能大家都能猜到，説是他批示檜黯遇羅克。
“我們假設他們説的是真的，當他寫下‘檜斃遇羅克’指示時，他已經有精神方面的毛病了。因為實際上，遇羅克講出來的對他這樣‘出身’的人來説，應當是更容易接受的一個常識，對不對？
“不管這個人是誰。中央領導中‘出身不好’的多得很，通過遇羅克之死可以看到，他們已經被殘酷的黨內鬥爭搞成什麼樣子，他們怎樣被扭曲！
“這個社會存在的不平等，存在於人們心裡的不平等都是很值得研究的精神現象，從中可以看出這種主義是多麼可怕！
“目前中共‘太子黨’中間，比如我們比較熟悉的掌權人，也是當年‘血統論’的積極倡導者，他們已經掌握了不小的權力，這些人當年也很年輕，現在已經發了很大的財。不管是從權力方面，還是金錢方面，他們對當今中國唯一的貢獻就是使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這個主義、這個制度的糟糕。
“而這些人在背景上還是遇羅克所反對的那種不平等，他們憑藉著他們的血統自然地占有國家的資財、國家的權力，這種現象應該説至今還是普遍存在，只不過更巧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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