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辑 历史的伤口——1989 “六四
丁子霖与“六四”难属群体
(首播：2000年9月16日）
【蒋培坤、丁子霖夫妇合著的《生者与死者一为了中国的明天》，由纽约“中国人权”出版，“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了此书作者之一丁子霖女士。】
张敏：丁子霖女士，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编这本书的想法？丁子霖：书名《生者与死者》是我起的，副标题《为了中国的明天》是编辑加的。
这本书分为几个部分：第一是u年来的“六四”，就是我们从1991年“六四”前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以后，每年我和我先生在“六四”周年的时候都会写文章纪念，一直到1999年6月4日；第二部分是我们一起联署的两份宣言，以及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包括论中美重开人权谈判、从文革到“六四”等；第三部分是书信，包括这些年来我和朋友们的通信，那时候没有电脑，我都是用复写纸写的，留下的底稿他们算了算有20多万字，我从中挑了 11封信收在书中；第四部分是我们获人权奖的答辞；第五部分是我接受媒体采访的记录；最后是我们每年向政府要求讨回公道的呼吁书、公开信。
图为“天安门母亲”群体在2009年“六四” 20周年纪念活动中。
“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把我们的记忆留下来，应该是我们的一份责任。……作为一个有着自己尊严和诉求的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站立起来了。”（《天安门母亲的足迹和历程》）
张敏：您能不能谈谈写这些文章时的心情和当时的处境？
丁子霖：1989年“六四”以后的几个月，我们就生活在我儿子的灵堂的空间里。我们房间里到处都是他的照片，我用这个办法来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事实。但是，都11年了，现在我都不大敢回忆跟儿子相处的日子。我总是强迫自己不去回忆过去，尽量把过去封闭起来。
每年我儿子遇害的周年，我都是在很不得已的情况下谈这些事。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时间越长我的感情好像越来越脆弱了。我想，当局的安全部门给小“便衣”下命令的时候，可能把我说成是青面獠牙“危害国家安全”等等，有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当他们怒骂我时候，说我是“汉奸卖国贼”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凶相，我觉得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活多么滑稽！
我也不知道怎么命运会把我推到这一步。现在，我面对这么残酷的现实，我还得持续面对下去，一直到我停止呼吸，我都不会过轻松日子了。
有时候我想想，觉得还是应该坚强一点。我走访一些难属家庭，这样能使我振作起来，因为我知道很多难属他们比我坚强。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要是我自己的话，我真是没法活下去了。有一个难属，每年清明和“六四”周年，她都捧着两束鲜花、两份祭品，祭完丈夫，祭儿子，年年如此。
原来她还养了一只猫，后来送人了，现在她养着四只鸟，她就对着鸟说话。但是，她很坚强，见到我们的时候，她都是乐呵呵的，她比我们小几岁，总是关心我们这个，关心我们那个，她有眼泪只在家里流。她在扫墓的时候，如果周围有便衣，她绝对不哭。
今年，她扫墓的时候没有发现便衣在旁边，她就在墓前痛哭了一阵。面对他们我真是应该坚强一些，我先生老说我太脆弱。我先生是能眼泪往肚里流的人，只是在1989年6月7日跟儿子遗体吿别的时候他哭了。
张敏：您现在处境怎样？
丁子霖：今年他们改变了做法，监视少了。今年便衣警察是从6月2日我儿子生日那天来的，到6月5日他们就撤了，电话也断了几天，就是从6月2日到5日，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去年是“六四”10周年，我们开了新闻发布会大概是把他们惊动了，他们整整看了我们50天，我和我先生都不能出校门。
我们出家门，他们就跟着。他们的汽车和人就在我们家门口，从5月4日来的，一直到6月24日才走。过去，只要有外国政要来访问，他们就会来监视，等外国政要离开北京，他们才撤走。有一次，他们走了以后，我才知道，有一个英国主敎来访，当局怕我们接触，其实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的电话他们是全部监听的。今年“六四”以后，有一天，一位英国大使馆的女士给我打电话，说要见我。我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大使馆，我没有护照，也没有办过签证，我也不认识外国使馆的人。她说，就是想和我见见面。
我们约好在香格里拉饭店会面，她穿红衣服，我说我会穿黑衣服，“六四”期间我都穿黑衣服。但是，不久安全部的人就来了，他们不许我去，我只好打电话取消约会。
我现在不愿意跟他们正面冲突，要是在过去，我会跟他们争。可是现在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不好，我的精力有限，不让去就不去吧。
监控我们的是好几个系统，打骚扰电话就太多了，也非常下流。有一次，半夜12点，电话铃响了，我接的，对方问我“蒋介石哪去了？找蒋介石。”
这不明显是骚扰吗。有时候，天刚亮就来电话，或者半夜来电话。我知道他们就是打骚扰电话的那拨人。还有冒充民运人士打电话的，有一天一个东北口音的人打电话来，他们便衣各种口音的都有，他说他是搞民运的，并对我说“你不是能在海外出书吗，能不能吿诉我怎么样在海外出书？”真正的民运人士能这么说话吗？
我并不怕他们监听，我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跟什么敏感人物来往。他们尽可以监听，但是打这种骚扰电话，手段太拙劣，太无聊了。
我现在就是这种处境。
(在李鹏出席今年联合国议会联盟议长会议之前’国内100多位“六四”难属发表了给国际议会联盟秘书长的公开信，反对李鹏参加会议。丁子霖是这封信的联署人之一。）
张敏：能不能谈谈你们发表这封信的情况？
丁子霖：我们得知李鹏将参加国际议会联盟议长会议之后，就不约而同地表示一定要发出我们的声音，尽管我们的声音很微弱，但是我们也要让国际社会听到。现在，国际社会有见利忘义的倾向，对于我们这个弱势群体的声音也许是不会理睬的，但是我们也要做。
这次，我们一共有110位难友联名给国际议会联盟的秘书长发出了我们的信，我们明确地表示，李鹏是“六四”屠杀的主要责任者之一，他已经被我们“六四”难属起诉到中国的最高检察院了，他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去参加这个会，我们建议撤销对李鹏的邀请。
8月28日我从外地回到家里，发现传真机上有国际议会联盟秘书长约翰逊发来的信。这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因为以往这些年，无论是我们给1993年联合国人权大会维也纳会议非政府组织主席的信，还是给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玛利•罗伯逊夫人的信，以及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等等，都没有给我回覆。
这次我意外地收到了约翰逊的回覆，他说，国际议会联盟有长久的历史，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因此，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等等。他实际上偷换了论题，我们从来没有反对中国的国际交往，我们也希望中国早日汇入国际社会之中，早日走向民主化，也只有这样，我们这些“六四”难属的要求才能早日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他说的不是我们所谈的。
我马上给他回了信，因为他的信是给我个人的，我就没有征集其他难友的签名。我说，我们反对的是李鹏参加这次会议，而不是反对中国参加会议。
追究李鹏的刑事责任是我们既定的原则，从上届人大换届以前，我们就联名给上一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寄去了信，表明了我们严正的态度：李鹏没有资格做人大代表。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直接选举，李鹏是他们从上而下内定的。我们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李鹏是“六四”屠杀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没有资格当人大代表。
当然，我们这个声音是发出了，但我们没法改变现状，李鹏照样当了人大代表，不仅如此，他还当了人大委员长。此后，我们这些难友一致决定，今后我们的信再也不写给人大委员长了，因为李鹏没有资格接受我们的信。但是，我们还是年复一年地坚持给国家领导人提出我们难属的三项要求，我们写信给江泽民、朱镕基，给李瑞环，我们从来不理睬李鹏。
这次李鹏参加国际议长大会，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较大，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既定原则，一定要发出我们的声音，不管结果会怎样。
张敏：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些“六四”难属群体的情况？
丁子霖：“六四”屠杀以后，可以说死者留给我们这些生者，也就是这些年迈体弱的父母、孤苦无依的遗孀、嗷嗷待哺的遗孤，还有那些幸存的伤残者的这份痛苦，真是无边无尽，用“苦海无边”这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尽管屠杀以后，当局的高压并没有使我们低头，但是，以后这人世间的冷酷，加上我们对失去亲人的思念，常常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生不如死”这四个字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也常常是我们这些“六四”难属的共同感受。
我有时候突然会想，我们这个群体（安全局的人也这么对我说过，你们这些“六四”难属已经形成一个群体了）是个什么样的群体？这是一个老弱病残的群体！大部分都是年迈的父母，要不然就是中年的遗孀，年轻人在我们这个群体里，不是断了一条腿，就是断了两条腿，再就是下肢瘫痪坐轮椅，还有双目失明的，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老弱病残的群体。我们这些年的境遇确实是旁人难以想像的，因为在现在我们寻访到的死难者里边，可以说都是一些普通的学生、市民，而他们的家庭也都是一些普通的家庭，只有个别死难者家里属于政府的官员。可以说这个灾难是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一下把我们抛入了谷底，坠入深渊。
经过了一开始那段痛苦挣扎以后，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的结果，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生。作为一个从死亡边缘上回来的生者，我给自己定下的责任就是，既然要继续活下去，那我就要是为了死者，为了我死去的儿子，为了和他一起倒下去的人，我余生的这份责任就是应该去寻访那一个一个在“六四”屠杀中的死难者的家庭，我就要去寻找答案，记下那一个个无辜被杀害的男男女女的名字，看看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就是“我在那里记录死亡”，我要把那些名字从尘埃里挖掘出来，用我的笔去让世人知道，这些中华的男男女女他们也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让世人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这个世界本来也是属于他们的，可是他们现在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们也想让世人知道，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消失的，所以，在记录他们的名字的同时，也记录下他们的年龄、单位、生前的职业、家庭住址、他们受害的部位、受害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最后停留的医院，以及最后的埋葬地，还有他们家人的名字等等。
在我寻访的过程中，在寻找这些死者名字的时候，在走访这些难属家庭的时候，我也同时发现，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当前这个充满了自私、势利、冷漠的社会里，“六四”的难属们和伤残者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无人过问，无处述说的痛苦煎熬。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了被社会、被这个政府所刻意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
正是在这个寻访的过程里，更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绝不能让那些人死得那么不明不白，也不能让那些失去了亲人的父母妻儿们那么不明不白地在那里蒙受屈辱和遭受欺凌。（长长的叹息）可以说这11年多的努力就是为了维护生者的尊严，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免遭杀戮，让中国的母亲们不要遭受像我、像其他这些失去子女的母亲们的痛苦，让下一代也能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他们的权利不再受到侵犯和剥夺，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早一点成为自由人类中的一员。
如果形象地说，我和张先玲女士等这些难友，一直是在死者的尸体堆上爬行，我们是在死难者亲属的泪水里面沉浮的。
做这一切当然是很痛苦的，可是，再痛苦也得咬牙坚持下去。
怎么坚持呢？别无它法，只有不断地战胜自己。其实，我根本不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原因很简单，我的想法就是，必须要讨一个公道。但是，在讨的过程中，做起来真是太痛苦了。每寻访到一个家庭，当我在听他们述说他们的不幸时，我们一起流泪，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不幸。
寻访一家回来以后，我总是久久无法入睡，脑子里总是浮现着他们所讲的那些情景。我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哭泣）……我的儿子，和这十几年来对他的思念之苦。
我的感情其实是很脆弱的，可是我觉得命运的安排偏偏让我这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爱流泪的感情脆弱的人，去做这么一件严酷的事情，去面对我几乎无法承受的现实。
张敏：您的书中有一篇题目是“假如我的儿子还活着”，是吧？
丁子霖：那是在“六四” 8周年之前，我的8周年纪念文章已经写完了，并寄到国外之后，朋友们还来电话建议我写一篇千字短文，题目是《假如我儿子还活着》。当时，我没有掂出它的份量，我以为我能并不困难地写完，因为这是我日思夜想的，把它写下来，那还不容易？我就答应了，他说“那你一个礼拜之内写完”，我说“好吧”。
哪知道，想都想不下去，更无法动笔。我真是就从楼上走到楼下，从楼下走到楼上，从房子里走到院子里，又从院子里走到房子里。那几天，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也没写出来。
我这样交代不过去，我必须要完成它，我就拖拖拖，就是没法动笔。而且其它什么事情也没心情做，直到不得不落笔的时候。
有一天中午我趴在院子里的台子上，用最快速度一口气把它写出来了。写完以后，我自己没有勇气再读一遍，就交给了我先生，让他输入电脑。
我觉得当时我的精神快崩溃了。（哭诉）这篇短文是发出去了，可是，我过了好些好些日子心态才恢复正常。
我就是这样不断地战胜自己。今年是“六四”的11周年，每到过周年时，我和其他的妈妈一样，过完周年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今年没有像去年工作量那么大。大概在7月的一天，早上我心情还可以，觉得我已经恢复过来了，就走到街上，正好碰到一位大学的老同学。
我们专业不同，但是同一年毕业的，我们的孩子又曾经在同一个年级上学。这次我在到邮局的路上正好碰到她，就跟她打了招呼，还聊了几句。
她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小女儿（就是当年跟我儿子蒋捷连同年级的）跟蒋捷连最要好的朋友结婚了。”
“唉……”我说：“他们在哪里？”
她说：“他们现在都在美国。”还说：“他是蒋捷连最好的朋友，你不知道吗？”
我一下子就麻木了，她以为我忘了，就老提醒我。
我说“那他考到哪个大学了？”因为我儿子当时在人大附中的重点班，都能考上大学的。
她说：“他考上清华大学了。”
现在，他们结婚了。我儿子和他们是同龄人，他们都是人民大学敎师的子弟，从幼儿园到人大附小，到人大附中，初中和高中都是一块儿过来的，他们两家成了亲家，他们出了国，结了婚。
当时，我还是尽量控制自己，她临走还要我多保重。可是，一回到家我就瘫了一样，躺在床上想，我儿子如果活着，今年就28岁了，而且，比他班上的同学要小，因为他提前上的学，他不仅应该能拿到学位，而且还应该拿到博士学位了，是成家、娶妻生子的年龄了。
要不是我的同学跟我说了这个情况，我真的还没有想到他是成家的年龄了，如果他活着的话。
当时我丈夫就发现我神色不对，问“你怎么了？”我就吿诉他我碰见某某。
那几天我一直就精神恍忽，好在“六四”周年过了，很多该做的事都做了，大家的身心都在恢复之中。好多天，我什么也做不下去。
但是，不能老这样呀，我还得要战胜自己，还要振作起来。我想，对我来说，我必须做。“痛”和“苦”这两个字已经有命运的安排，注定要伴随我一生了。
对我们这些“六四”受难者的家庭来说，都是一样。正如一位死者的墓碑上有他的父母刻上的，我们这些家庭都“永失欢笑” 了，确实是M样的。
张敏：对于今后您有什么打算呢？
丁子霖：我想，我今后确实也很难过上轻松愉快的日子。例如有一天，我还曾经和一位妈妈谈起，现在撑着我们的就是讨回公道，不放弃任何机会，运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不畏强暴。这一点我们这些难友都是共同的。
她就悄悄地对我说：“子霖，我都没法想，现在你看我们还撑着，要是有一天，我们真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公道讨回来了，我怕我的精神也支撑不下去了，因为我们的儿子不会再回来了。”（哭诉）
她说的正是我所想的。我们两个相对痛哭了一番。我安慰不了她，她也安慰不了我。
我必须振作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出家门去，我还得到难友们中间去，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又相约去探访那些有病的，或者比我们困难的难属，给他们送去有关的材料，给困难的家庭送去捐款。很简单，我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勉励自己坚持下去的。
所以，“六四”以后我的生活，我的一切的一切，就是在这种生者与死者之间徘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生者与死者，所以我想这个书名对我和我先生、对那些难友来说，最合适了。
按照民间的说法，生者与死者已经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生与死之间也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可是很怪，在我的意念里面，我和我儿子之间的联系就仿佛从来没有割断过。因为，之所以能让我继续活下去，我选择了生，就是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的整个的存在，我的呼吸，我的声音，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看成是我儿子生命的继续。我就是靠着这个意念去战胜自己内心的脆弱，咬紧牙关坚持下来的。
据我了解，何止我这一个母亲是这样呢？从书中记录的纪念“六四” 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就能看出，我们不少难友也都早已把他们亲人消失的灵魂，看作他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外界有些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很难想像我们这个特殊的群体，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其实，我们就是凭着这份力量坚持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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