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夫婦人生沉浮錄
1.紀念方勵之先生：回放13年前訪談（之一）
(首播：1999年4月；紀念回放：2012年4月10日）2012年4月6日76歲的方勵之敎授在美國家中猝然逝世
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原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中國當代民主運動領導人之一，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敎授方勵之先生，於2012年4月6日在美國家中猝然去世，享年76歲。方勵之的一生：研究科學，倡導民主
方勵之1936年生於北京，12歲加入中共地下外圍組織，當時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方勵之先生經歷了中國當代幾次政治運動，一生經歷坎坷。
方勵之在學生中發表演講。
1987年春，他在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當時中共的決策者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
1988年秋，方勵之積極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
1989年1月6日，他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建議該年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40周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
由於他在1989年民運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敎授的妻子李淑嫻支持學生訴求，“六四”的第二天與妻子避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6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他們在使館滯留一年後，乘美國軍用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到美國。
方勵之先生赴美後，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任敎授，方向為天體物理學與宇宙學，直到逝世前仍處於學術活躍狀態，每年皆有若干學術論文發表。2010年，因他在宇宙學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學方面的重要工作，當選為美國物理學會會士。他曾在美國擔任“中國人權”理事會共同主席。
13年前的1999年4月，方勵之夫婦曾經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的採訪，談他們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為紀念方勵之先生，回放這一節目上、下兩集。先請聽第一集，方勵之先生從他自己的早年經歷談起。
方勵之：少年時入讀北京四中，對無線電、旅行有興趣
方勵之：“我的父親在鐵路上做事，是個職員。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小學、中學、大學都在北京。念書時是中國戰亂時期，‘抗戰’，或是‘解放戰爭’。但是我自己的生活相對而言相當平穩。從四、五歲開始上學，直到大學畢業。”方勵之中學就讀於北京四中，這是一所非常好的中學。他説“老師們大都畢業於清華北大，講課揮灑自如，學生受益匪淺。”
方勵之：“他們講課、思考問題不是局限於書本上，我受益不少。“我從小比較有興趣做收音機。抗戰勝利，我還不到10歲，美軍和日軍在北京賣很多破舊的無線電零件，我經常去買，自己裝收音機。在四中上學，母親給我點錢，讓我自己出去買東西吃。有時候這錢也不吃飯用，就去買零件。我覺得這對我後來慢慢走上物理，大概是很有影響。
“我父母是杭州人，父親念過大學，到現在還有印象他的一句話是‘一個人要讀萬卷書，行千里路’，很鼓勵我們到處去走。我和我哥哥暑假坐上火車就走，因為父親在鐵路上做事，坐火車不要錢。十一、二歲時到處去跑，對我打開眼界很有幫助。那時很多家庭不讓這麼小的小孩出去。我10歲進中學，16歲進大學。”
方勵之：在校看到警察打學生，12歲加入中共地下外圍组織
方勵之説：“在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前，我已加入共產黨地下外圍組織，是初中時。”主持人：“那時您多大年紀？”
方勵之：“12歲。是內戰時期，四中是學生運動在中學裡的一個中心。有一次，北京‘五二二’事件，原來是‘五二〇’學生到南京中央政府請願被打。這些學生有的到北京來講這情況，在四中講。何魯麗的父親叫何思源，是市長，派警察把四中包圍，衝進校園。警察衝進禮堂，揪出一些學生痛打，打得頭破血流，我看到了。這時我比較親近進步學生，他們介紹我加入他們的組織。解放前夕，看到很多解放區出版物。”
主持人：“您那時參加的共產黨外圍組織名稱是什麼？”
方勵之：“是‘中國民主青年聯盟’。1949年‘民聯’（簡稱）的成員都轉成‘青年團’。我是最早一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1949年5月第一次成立大會，我參加了，當時13歲。”
方勵之：1952年進北大學科學，1955年入共產黨爭民主
方勵之：“1952年考進北京大學，到了大學，1955年我參加共產黨。高一到高二，我最有興趣的是物理，到高三時，我自己學的物理，比學校敎的多得多，所以我就報的北大物理系，也就考上了。“那時對共產黨很信任，進步學生都是爭取民主，爭取言論自由，學科學當然也是要民主自由，沒有感覺到這裡面有什麼是兩回事。對北大印象最深是民主和科學，這個精神非常非常清楚，這一影響終生受益。
“大學上了四年。1953年朝鮮停戰，一直到我們1956年畢業，沒有什麼大運動，除了一個‘肅反’。那段時間對我來説，也是個黃金時期。
“我原來的興趣是理論物理，後來因為中國要發展核武器，最後一年專業方向不是理論物理，而是學的原子核物理，畢業後立即就分到研究所。”
方勵之：動盪開始；“同案”李淑嫻：自幼動盪
方勵之被分到核反應堆研究所，他説“剛剛工作一年，就開始動方勵之：“中國開始動盪，我自己的生活也開始動盪。1957年‘反右’我被捲入，和李淑嫻當時被捲進同一個案子。”
李淑嫻説：“是同案犯。”
方勵之： “我們同班。1952年大學同班，而且同一個小班。”
李淑嫻説：“我的家庭和他不太一樣，從小生活比較動盪。因為父親學醫，同濟大學畢業，學校要把他送到德國留學，後來戰爭（二次大戰）爆發，他很愛國，不給德國人幹事情。他當時地位很好，在寶隆醫院，也就是赴德留學生的先修班。當時他放棄這個職位，參加了救死扶傷。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抗戰，他隨醫院開到前線救死扶傷。父親（在事故中）突然死掉，母親非常年輕，就依附在我伯父附近，租了一間房子。
“伯父在自由煉鋼廠做總務工作，我就以這個身分進了子弟小學。自由煉鋼廠當時收羅了很多從國外回來的、很有知識的人，所以整個小學受的敎育非常好。
“母親從小就敎育我們‘要做一個有能力的人，要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女孩子並不比男孩子弱’。所以境況非常艱難，有時要變賣父親的東西，變賣母親看著非常珍貴的東西，讓我們上學。”
李淑嫻：考進同濟中學——上海民主小堡壘，參加“讀書會”迎解放
李淑嫻：“我初中畢業時，和姐姐拿著小包到上海考學校。因為母親最大的願望就是讓我們孩子裡至少有一個要繼承爸爸的事業，要學醫，所以還要找到同濟大學去。“我考取了同濟大學附中，即同濟中學，是上海唯一一個獨立的中學。它有助學金，考進去就可以不交錢，吃飯也不交錢。同濟中學還是上海有名的民主小堡壘，非常受同濟大學影響，很多學生運動都捲進去了。
“全校初高中同學裡我最小，大家都很愛護我，而且我很窮。進步同學對我非常好，當時我不知道，後來知道他們都是地下黨員。我當時也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圍的‘讀書會’。同濟中學有很多公開活動，例如可以公開唱‘我們的隊伍來了’，等於是迎接解放。”
(李淑嫻唱，錄音）
我們的隊伍來了，
我們的隊伍來了，
浩浩蕩蕩飲馬長江，
我們的隊伍來了。
排江倒海勇敢向前進，
不管你的長江寬又深，
不怕你的刀槍密如林，
我們的隊伍要衡破波浪横掃千里……
李淑嫻：“很明確就是要過長江了。也唱‘山那邊呀好地方’ ’其實就是唱解放區。自己無形中就非常接近一些進步同學，而且對當時揭露出來的國民黨的貪污、金圓券事件，都非常氣憤。
“解放時我那麼小，而且在上海孤身一人，就住在一個現在知道是地下黨人的家裡。直到看見解放軍進城，我非常激動。半夜裡我們光著腳丫，知道5月25日解放軍進城了，就出去迎接。解放軍全是在大雨裡睡在路上，沒有驚擾老百姓，我當時很感動。”
李淑嫻：第一批入“青年團”，在北大比方勵之早半年入共產黨
李淑嫻：“所以我也是成立青年團時第一批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因為我母親也一直希望我能夠念同濟大學繼承父親的事業，只是由於女孩子好強，完全是為了赌氣，覺得‘我一定要學一個最難的專業’。人家説物理最難，我報物理，也以很高的分考進北大了。“我跟方勵之同年進入北大，正好分在同一個小班。到北大以後，我覺得整個人生就開放了，因為北大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上課也跟別的學校不一樣。課堂討論不管是物理或者政治，都可以舉手，自己講話。我思想裡非常深刻的一點就是要作一個獨立的人，要有獨立的見解、獨立的思想。我就認為自己所追求的和共產黨是一致的，這個現在看來是一種誤解。後來我就參加黨了，比方勵之早半年，我1954年參加共產黨。”
李淑嫻：從“模範學生’’、“三好學生’’到被打成“右派”
上世紀50年代在北京大學同學的方勵之和李淑嫻，都是當時鳳毛麟角的學生黨員。他們不但學習好，而且熱心政治活動。李淑嫻被選為分團委副書記、北京市“模範大學生”。自從北京大學評選“三好學生”，方勵之和李淑嫻在校年年當選。李淑嫻：“可是我們覺得並不高興，覺得現在敎育裡邊有問題。把人培養得比較馴服，特別強調要聽黨的話。我們並沒有認為自己的利益和黨有什麼衝突，可是覺得這個口號不對，應該要有獨立思考。所以在1955年的團代會裡面我們幾個人事先準備好，由方勵之出面提出‘到底要把我們培養成什麼樣的人？’我們覺得是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比我們年長的一些黨員受了批判我們並不知道。
“‘反右’的時候，方勵之已經不在北大，我還在北大。我當時被抽調出來做蘇聯專家的翻譯。‘反右’的時候北大有那麼多大字報，我就有很共鳴。
“當時我和方勵之已經有了朋友關係。50年代的朋友關係也就是星期六一塊兒多説説話，或者看看電影。他星期六來找我，另外一個黨員就來找我倆，説要給黨中央寫封信，説現在北大氣氛有點緊張。因為當時大字報鋪天蓋地，上台演講、辯論會都是自發的；各種各樣民辦刊物……‘右派’後來被處死的林昭，大家也慢慢就知道了，都在北大。遍地都是辯論場，遍地都是説話的廣場。
“當時我們預備給黨中央寫封信，説‘現在同學們這些意見大部分都是好的，儘管有些可能有偏激，可是下層幹部，我們覺得有不對的氣氛，他們組織一些人，完全毫無道理地批判（提意見的同學)……’方勵之也在，我們都同意寫，還沒有寫，主要是那位黨員，他比我們年長，他做了一個提綱，我們表示同意，信並沒寫成，我和這位黨員都被打成‘右派’ 了。”
李淑嫻：聽方勵之勸吿向黨説真話，定案材料主要是強調獨立思考
李淑嫻：“方勵之因為在物理所，他參加活動比較少，而且北大整人更厲害。我們是‘同案犯’，他逃出一劫，沒被打成右派。“現在想起來，當時我們非常天真，我的一些想法只對方勵之説過，跟其他任何人沒説過，我為什麼要去坦白？
“他説‘你不跟黨説跟誰説？我們參加黨並不是為了功利，是把一生交給黨的事業。假使你對這個黨已經不能説真話了，你維持做一個黨員有什麼意義？’我覺得他完全説服了我。有些私房話，比如我對黨有些懷疑，我有親屬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受我爸爸的鼓勵直接去了延安，把自己整個青春都交給了共產黨。既沒有個人幸福，也沒有個
人前途，個人和家庭都是很悲慘的。對這些問題，我有些看法。
“我聽了方勵之的話，就全部都交代了，等於是送上去的右派。定案材料裡最主要的就是我強調獨立思考。”
李淑嫻：方勵之也被開除出黨，李淑嫻揹著一簍核桃去看他
李淑嫻説，她和方勵之關係的發展，是在她被打成右派之後。本來已經做了蘇聯專家翻譯的李淑嫻，順理成章將會被派往蘇聯留學，這是當時特別為人所羡慕的。可是因為被打成“右派”，李淑嫻失去了原本可以得到的一切。那時候方勵之被下放到河北贊皇縣勞動。李淑嫻：“當時北大很多（男女朋友）一個被打成‘右派’，另一個沒成‘右派’，或者兩個都成‘右派’的，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都離散了。
“當我被打成‘右派’以後，我用最快的方式把方勵之從贊皇找回來，我們談了 3天3夜。當時我就覺得‘我不願意因為我的事情影響你一輩子’，我也想得很清楚，假如我們還維持這個關係，哪怕是一輩子，任何時候如果他想起來，這一輩子的前途就是因為我而喪失的，那麼我們的婚姻，我們的以後也沒有幸福。我們就分手，可是也説得很清楚，我們並不是彼此忘了，是埋在心裡。
“我一直送他上火車，我們這樣分手，是把愛情埋在心裡。我覺得在北大已經呆不下去了，北大是我非常心愛的地方，我青春的成長就在這裡，這裡一草一木我都熟悉。這個環境對我太剌激，我就主動要求下鄉。
“跟方勵之的關係呢，我們分手後誰也沒有把誰忘記。後來他
突然來了一封信，吿新我他也被開除出黨了。我就從農村......記得我
穿了一件有大襟的衣服，完全像個鄉下姑娘，揹著一大背簍核桃，因為齋堂是產核桃的地方，我從火車站（下車）揹著一簍核桃來看他。”
方勵之：不到20歲戀愛，從嚮往自由到雙雙被開除黨籍下放
方勵之： “我跟她的關係一直沒有斷，偶爾我知道她還去看我母親，所以她一來，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當然是很高興的事情。我們是從大學就開始好，幾乎是從大學二年級就開始好，還不到20歲。”李淑嫻和方勵之先後被開除中共黨籍。方勵之被開除黨籍時，回想起自己12歲加入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政治生命的起點。
方勵之：“政治生命那時從一開始的選擇，就是傾向共產黨，我很信任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裡面就提倡‘四大自由’，跟自己的思想很合拍，便成了一種本能的信任。”
他説，還記得少年時代在日本侵華時，悄悄學會唱共產黨抗曰歌曲，一顆年輕的心嚮往著自由。
(方勵之唱，錄音）
紅日照遍了東方，
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被開除黨籍以後不得不面對現實的方勵之，在下放勞動中，過著他早年完全料想不到的生活。
方勵之：“開除黨籍時，我正好在鄉下，河北省贊皇縣，很苦的太行山的地方。到那個地方，什麼都做。冬天三九打井，脱光了身子下到七、八米以下，其他像放豬、趕牛車……什麼都做過。”
李淑嫻：結婚好像是找一個靈魂的庇護所，1961年結婚。
後來，方勵之和李淑嫻先後獲准離開下放的地方回到北京。由於被開除黨籍，方勵之在科技大學不受信任，不能繼續從事原來的核物理研究，於是轉而研究激光。李淑嫻回到北大以後，也不能從事敎學工作，被安排在校內工廠，和工人們一起勞動。早在大學二年級還不滿20歲的時候就開始要好的方勵之和李淑嫻，一直以學業事業為重，並不想早早結婚。哪料到後來人生道路出現這麼重大的轉折。政治運動的衝撃，考驗了他們的愛情。愛情又在
政治運動的淒風苦雨中，給了他們最大的精神安慰。
李淑嫻：“我自己覺得結婚好像是找一個靈魂的庇護所。1961年結婚的。”
方勵之：1957年被打斷，仍不放棄科研，要幹出點事來
方勵之：“我們結婚以後一段時期，生活跟學生一樣，每天晚上我們都到圖書館去，因為我們在大學的時候一樣，每天晚上都到北京大學大圖書館。她在樓上，我在樓下，分開的。因為我覺得兩個朋友不能在一塊兒念書，相互干擾。但是念完書是一塊兒走回來。“結了婚我們還是一塊兒去念書。你念你的半導體，我做我的理論物理方面的東西，兩年以後有了小孩以後，才開始有點變化。無論如何我們要幹出點事情來，這個夙願儘管1957年被打斷，但是並沒有放棄。”
李淑嫻：“不管外面怎麼樣，我有一個幸福的家，有一個理解我的人。”
愛情和家庭給了方勵之夫婦極大的精神安慰，他們在人生的逆境中相互扶持而行。方勵之被迫放棄原來專業以後，又成為中國最早研究激光發表這方面論文最多的年輕科學家之一。
方勵之：“雖然仍有很多政治上的壓抑，但是終歸學術上開始做出東西來了。但是好景不長，到文化大革命就整個打散了，不但不能做研究，而且不能在北京。科技大學整個被趕到合肥去了。那段時間完全是勞動，不但幹農活，還到煤礦去挖了半年煤；光著膀子拉一個板車，也在街上跑……這種勞動我們都會，前後好幾年。後來我們還修鐵路，京原（北京一太原）鐵路，房山縣周口店那一段有幾個隧道就是我們去挖的。”
家被衝散：18年雨地分居的夫婦、多年三地分居的家庭
文革開始後，一連5年大學不上課，敎授們被發配到窮鄉僻壤，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有的則是整個學校遷移，許許多多家庭被拆散。方勵之和李淑嫻這對患難夫妻，開始了長達18年的兩地分居。李淑嫻：“我是1969年到江西鲤魚洲的。”
方勵之：“我是1970年到安徽。我們從1969年家就散了，被衝散了。我們的小孩跟著我母親在北京。”
李淑嫻：“ ‘反右’的時候，一般的‘右派’想，既然黨説我錯了，大概我就是錯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揭發了那麼多事情，我就豁然開朗，原來我是受騙，共產黨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不再苦惱。所以當時讓大家報名到江西去，我就是不報名。後來就點名説‘李淑嫻你應該報名’。我説‘你們既然讓我去，我可以去，我服從，可是我並不是自願。
“因為我的孩子剛剛生了沒多久。小的只有不到1歲。我知道北大、清華去的地方是血吸蟲重疫區。我到那兒如果得了血吸蟲病，一個人死在那兒就罷了，孩子不能去。我就把兩個孩子交給了奶奶。我們這個家四口人，兩個兒子、我們夫婦倆那時候就分開了，整整18 年。”
李淑嫻：一年僅12天探親假，超體力勞動，惡劣環境中得了肺結核
方勵之：“後面還好一點，開始的時候，一年只有12天探親假，可以相聚一下，這樣過了好多年。”李淑嫻：“我在鲤魚洲得了肺結核。因為潮濕、超體力的勞動，揹水泥、要爬大堤，大堤很高。鲤魚洲是血吸蟲區，不許説。知識分子都知道，這是血吸蟲重疫區。只要你説，就是擾亂軍心。夏天熱到(攝氏）四十一、二度，汗水把衣服全浸濕了，變成鹽鹵一樣滴下來。
“老鄉都奇怪，説‘你們這些女同志大概是不會生孩子的，我們這裡的女人都不能那麼勞動的’。我在那裡得了很重的肺病回來。”
方勵之：一年12天夫妻相聚，苦中作樂游黄山，不可忘的一次
1971年北京大學敎工全部從江西鲤魚洲撤出，李淑嫻才得以回到北京、回到孩子們身旁。一家四口人，從分居三地，變為分居兩地。方勵之、李淑嫻夫婦講起在那個年代，他們如何在1年僅有的12天團聚時間裡苦中作樂。方勵之：“她講了很多那時候的艱苦。不過我們有的時候也苦中作樂。有一次我們用這12天探親假，她從江西到杭州，我從合肥到杭州相聚。然後就去爬黃山。那時候，全國極少有人，特別是在那種情況下，兩個‘反動分子’去玩黃山’照了很多相’是不可忘的一次。”
李淑嫻：“假如説有什麼特別的話，就是始終精神沒有倒。我們倆精神的相依，精神的振奮，把人生看得非常開闊。這大概是我們能夠經歷那麼多苦難，始終精神非常好的一個緣故。”
方勵之：在黑暗的礦井中想天上的事，轉而研究天體物理和宇宙學
更具有傳奇色彩的是，在“文革”完全不能從事科學研究的情況下，方勵之在黑暗的礦井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了浩渺的宇宙。方勵之： “後來是在煤礦裡勞動，每天下到幾百公尺深的煤井，黑乎乎，根本誰也看不見誰，除了頭頂上有盞礦燈。
“實在沒意思，就想天上的事情，正好平衡一下。從礦井出來以後，我就開始轉到廣義相對論研究，轉到天體物理和宇宙學的研究。
“我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可以説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是我1972年發表的，現在看來是很淺的，但是在那種環境下做的。
“我們的追求一直沒有放棄，儘管在礦井裡、在修隧道……對自己想追求的沒有忘，儘管沒有多少時間。
“1973、1974年，國外有人引用，這在當時國內還很少。我記得，第一次讓人高興的是英國的《自然》（Nature)雜誌，有一段評論我們的工作。從那以後，我的研究基本恢復。”
方勵之：研究宇宙學受批判，科學工作者不能容忍意識形態的不自洽
方勵之： “我在1972年發表第一篇宇宙學論文，發表在物理的學術雜誌上。很快受到‘四人幫’組織的《文匯報》的批判。因為宇宙學在中國一直是被禁止的學科，像蘇聯一樣，認為研究宇宙學是唯心主義的。但好就好在當時（科技大學）學校的一些領導，像劉達，他不管，説‘就做你的，理它那些幹什麼’，慢慢形成一個小組。“我和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的分裂，是從理性……就是上學的時候，説馬克思主義和黨性、科學性是一致的。這個問題我不明白，黨性就是説我跟哪一派，科學性應當是客觀的。説這兩個是一致，記得課堂討論時我説，我不明白這事情，那兒就有個疙瘩裡面。
“共產黨經常講立場、觀點、方法。‘觀點’、‘方法’容易理解。立場，就是説‘你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必須站在黨的立場’，這是什麼意思？要客觀看問題。所以從那時候我對這個意識形態，至少它説的裡面就有不自洽。如果有這種東西，對做科學工作的人來説，是不能容忍的，這裡面一定有問題。”
方勵之：從現實中悟到這個政權實質上是維護專制和它的利益
方勵之：“當然也不是沒有看到實際情況，例如‘大躍進’，我在農村，記得最清楚是錢學森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説畝產可以到多少萬斤，按照能量來算，我不管他政治目的什麼的，就從物理角度説，他算的是錯的。‘大躍進’本身就是非科學的。“40年代開始，蘇聯就開始批判一系列的理論科學，包括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波爾的量子力學。我們在50年代就有‘讀書小組’，我們當時也看西方的東西，兩邊對照，看哪邊有道理。
“那時候布洛辛采夫量子力學的前沿，不過就是為了證明列寧的一句話是對的。其實列寧的話是錯的，為證明列寧對，就要改量子力學。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來改造物理學。
“到文化大革命更厲害，中國也開始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所以慢慢悟到這個政權實質上是維護這個專制，維護的是它的利益。”
以上是1999年4月初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任敎的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敎授和夫人李淑嫻談他們人生經歷的第一部分，下次請聽第二部分。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fanglizhi/m0413mind04102012140421 .html
2.紀念方勵之先生：回放13年前訪談（之二）
(訪談首播：1999年4月；紀念回放：2012年4月10日）方勵之敎授在美國家中猝然逝世，海內外各界人士悼念
消息傳出後，海內外各界人士對方勵之先生溘然長逝感到震驚。人們以各種方式弔唁、悼念方勵之先生。
中國國內網友在微博上發布方勵之先生逝世的消息，但是很快被刪除。在香港註冊的“中國通訊社”，8日發表有關方勵之先生逝世的報導，並且不避諱提到方勵之在“六四事件”後到美國。中通社帶有某些大陸背景，但言論尺度較寬。可是，明確使用“六四事件”一詞也是過去多年來絕無僅有。
方勵之先生的遺體吿別儀式，於美國西部時間4月14日在亞利桑那州舉行。稍後將會設置紀念網站。
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等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籌備追思活動，悼念精神導師。
13年前，方勵之夫婦曾經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的採訪，談他們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為紀念方勵之先生，近期回放這上、下兩集節目。今天請聽第二集，即下集。在這集節目中，也收入了方勵之夫婦的朋友許良英和劉剛二位先生的談話。
以下是恰恰整整13年前的今天，1999年4月10日播出節目的錄音（記錄）——
方勵之：共產黨意識形態、组織、利益緊密結合，在哪裡戳破它都發火
方勵之有關天體物理學方面的研究論文，引起國外同行的注意，但是在中國和當時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天體物理學研究領域還充滿了禁區。經歷過“反右”和“文革”劫難的方勵之，在“文革”結束之後，又一再被置於受批判的地位。
方勵之先生回憶説：“我記得最可笑一次是，已經到了 80年代，都‘開放’ 了，我在上海出版的《自然》雜誌上寫了一篇通俗性文章，介紹宇宙學中一個新概念一量子宇宙學。文章被胡喬木看到了，他就寫信給《自然》編輯部，説‘我不懂宇宙物理，但是我認為方勵之這篇文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共產黨這套統治……我們因為在共產黨裡呆過，知道它從意識形態到緊密的組織、到它的利益，是緊密結合的一套。這套東西，你在哪兒去戳破它，它都要發火。
“上學時很多人自然而然走到要民主自由，因為它宣傳的與我們做科學事業是一致的。正是因為你這樣走下去，發現它根本不是，不但理論錯誤，而且政策錯誤，什麼‘為人民服務’，完全都是撒謊。”
方勵之、李淑嫻從理性和感性不同途徑看到共產黨的問題
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説，他們兩人是分別從理性和感性不同的途徑，看到共產黨內部存在的問題。李淑嫻女士説：“對共產黨，因為它撒謊，我是從感性上認識比較多。比如，當時我們在同濟中學的時候，可以在國民黨統治下唱‘我們的隊伍來了’，唱‘山那邊呀好地方’，公開地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半公開的去學（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這些書。可是‘反右’的時候，大家僅僅是提出意見而已，為什麼就受到這樣對待？“我們覺得我們在受鎮壓的人裡還算是幸運者。有的同學……在北大，‘反右’時就死了好幾個人，有的跳樓，有的臥軌……只不過就是説了一點話。所以，這時候我就開始懷疑。”
方勵之：“這時候所有《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不論誰做出成果來，都説這是在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做出的科學發展……什麼的，這是個老套子。我心裡明白這都是假的，我沒有機會説這是假的。但是你要問到我頭上，我就説‘這是假的’。會場上會開不下去了，有人遞條子上來，説‘方勵之的g論是反革命g論’，幸虧主持會的人還比較開明。説‘你講，沒關係’。
“第一次我講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在一次是暑期自然辯證法研討會上，我説‘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早就過時了’。我要按我的意見講，本身講宇宙學、天體物理，直接觸犯馬克思主義。（他們説）馬克思、恩格斯把宇宙學問題解決了。當時在胡耀邦時期還是開明一點，説‘要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就經常説‘什麼是發展馬克思主義？像這樣就叫發展？它就是錯了。’但當時不見容於社會。”
李淑嫻：恢復黨籍我沒説感謝；方勵之：鼓勵學生入黨去改造黨
主持人：“這時候你們二位是不是已經恢復了黨籍？”方勵之：“對。我是1978年恢復的，她也是。恢復了黨籍我也照講不誤。”
李淑嫻：“恢復黨籍時開大會，在什麼範圍內給你戴的帽子，在什麼範圍內給你摘掉，你有什麼話要説……當時一種風氣就是上去‘感謝共產黨’呀……我説‘我沒有話要説’。我要説的話你們可能不愛聽，‘我誰也不感謝。我感謝很多很多被整的人或被整死的人，是他們的眼淚和生命，換來這個結果’。我説‘這個話題不要提’。所以我乾脆就沒上去，一句話都沒説，就這麼恢復了。”
方勵之：“有很多學生記得我一句話，我當時鼓勵學生入黨，入黨去改造黨。當時確實略微有點幻想，覺得是不是真正要改、走民主化？真要的話，我們當然得使一把勁，這個黨當然是得改造。”
方勵之：至少在大學裡應有學術爭論自由，沒有占統治地位意識形態
1984到1986年底，方勵之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他在任期間竭力倡導學術自由，認為中國至少在大學這個環境裡，應該有學術爭論的自由。方勵之説：“即使作副校長的時候，我一直沒有放棄正常上課、正常作學術研究。興趣所在還是做學術研究。當時在學校裡當然倡導學術自由。在學術方面需要什麼馬列主義指導？這都去掉。
“對學生的管理，也比較倡導自由方式。所以那時候學校裡學生辦小報的多得很。記得那時倡導四個原則：創造、自由、要民主、發展，我説‘中國至少在大學這個環境裡，沒有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應該每個都放在學術爭論面前，可以爭論。’ ”
方勵之：1986年在髙校演講受歡迎，髙層尾隨監視，引起學生不滿上街
發生在1986年底的中國大陸學潮，是從中國科技大學發起的。引發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當地的區縣級人民代表的選舉不能按照《選舉法》給學生提名的機會。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在科技大學和其他一些高等院校發表有關民主自由的演講，受到學生普遍歡迎；而中共高層人士卻尾隨監視，這引起了學生們的不滿。方勵之•• “我就講‘現在一定要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核心就是民主化’，這使中央很不高興。我到一個地方講，萬里就到那個地方。1986年秋，我在寧波大學演講，講完飛回合肥。結果萬里跟著就飛到寧波，跟寧波大學校長説‘你把方勵之的錄音帶交出來’，飛機就停在那兒不動。他説‘你不交出來，我就不走’。後來寧波大學校長只好交出來。
“萬里就是想收集批判……我先到合肥，他也到合肥，召集合肥的省委、省政府和某些敎授，上百人的座談會。
“原以為萬里要作什麼指示，可是萬里説著説著就説‘方勵之，我要跟你辯論，到底民主是不是賜予的？’我説，‘民主不能是賜予的’。他説‘不是，就是黨給的’。我説‘我不接受這個’。
“萬里臉紅脖子粗，最後他説‘你黨齡多長？ ’我説‘30年’，他説‘我黨齡50年了’。這個辯論很快就在合肥傳出去了。學生一聽這種辯論，當然非常非常不滿，説‘民主怎麼是共產黨賜予我的？’所以學生就上街了。
“其實上街這事情，我是反對的。共產黨天下，我清楚很危險。所以我站在學校門口，擋著學生説‘你們不要出去。在學校裡你願意怎麼説就怎麼説，我可以保證你們安全’。後來學生直到這種地步，説‘方老師，你讓我們出去遊行一次吧！我們從來沒遊行過。’就這樣，一下就出去了。”
方勵之：鄧小平説“應開除方勵之、割賓雁、王若望黨籍”，遂開除
方勵之：“一出去，當然就變成政治事件，以後北京學生也遊行，20多個城市的高校都有動作。當時鄧小平就説‘像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他們3個人應該開除黨籍’。我的開除黨籍就是鄧小平一句話定的，點的王若望呢，因為實際想説許良英，但是忘了這個名字。許良英、劉賓雁和我在1986年冬天，説要舉行一次‘反右30年學術討論會’，這使當時當局非常惱火，就怕提‘反右’這種事情。”方勵之先生説，就因為鄧小平這麼一句話，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一起被開除黨籍。而中國共產黨章程上並沒有規定過這樣的程序。方勵之回憶中引用知情者説法，鄧小平親定要開除出黨的3個人中，本來有中國科學院許良英敎授，只是鄧小平一時沒有叫出許良英的名字，説出了王若望。於是他們各人的命運，因為鄧小平這一念之差，也就有所不同了。原在上海的作家王若望先生，後來到了美國，擔任中國民主黨主席、中國民運組織海外圓桌會議顧問。
許良英：1971年因編《愛因斯坦文集》與方勵之認識，一見如故
多年來積極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著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自然史研究所研究員許良英敎授後來到底還是丢掉了黨籍，因為他參與了“八九”民運，反對政府“六四”屠殺。許良英敎授現在居住在北京。他回憶起與方勵之先生相識交往和共同經歷過的一些歷史事件。
許良英：“我同方勵之是1971年認識的，我那時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剛出版以後，我接到方勵之一封信，指出我們翻譯上的一個錯誤，解決我很大問題。我很高興，寫信給他，希望我們能見見面。那時我是‘右派’，還沒有回到科學院，沒有工作，在老家當農民，在商務印書館當臨時工。我們相約在商務印書館見面，一談就是3個小時，一見如故。”
許良英：發起“反右”30周年討論會，開除三人黨籍，胡耀邦被撤職
許良英敎授説：“方勵之比我小16歲，他在科學上研究很深，很有創見。他這個人思想很敏鋭，業務很好。1985年，我們兩人發起‘愛因斯坦研究學術討論會’，在杭州舉行。方勵之那時候當科技大學副校長，威信很高。他在浙江大學演講，談民主自由，學生反應非常好。“1987年是‘反右派’鬥爭30周年，他們就找到我，要搞一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由我、方勵之、劉賓雁三個人發起，內容之一是研究‘反右’運動是怎麼形成的，總結經驗敎訓。
“共產黨説，‘反右’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 了。反右運動是百分之九十九點六搞錯了，只有百分之零點四後來沒有改正，實際也沒有道理。可見‘反右’運動的荒唐。這叫什麼‘擴大化’呢？
“很多大學請方勵之講話，關於民主問題，他講話比較透。鄧小平當時很惱火，大罵方勵之，説‘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把我的名字搞到王若望去了，‘想要搞反右紀念會’，其實是學術討論會。鄧小平説‘這三個人馬上開除黨籍’。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也被撤了下來。
“我覺得方勵之這個人是比較難得的。國外呢，説他是‘中國的薩哈羅夫’，我覺得有點像。”
劉剛：方勵之為維護科學的真理、方法、原則，跟當局發生衝突
80年代初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讀書的原“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劉剛，在“六四”之後的6年監獄生活中被稱為“秦城鐵漢’。後來他到了美國，現已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在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工作。劉剛有這樣一段回憶：“我接觸方勵是在1978年上大學的時候，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當時科技大學有一批相當活躍的知識分子，方勵之、溫元凱……幾次去聽方勵之講的課，比如當時的普通物理學、天體物理學、相對論等等，每當我想起方勵之，就會想到伽利略、愛因斯坦，甚至布魯諾、哥白尼這些人。
“我覺得方勵之跟共產黨發生的衝突，就像這些中世紀的科學家跟敎廷發生的衝突差不多。科學家所敢去挑戰的是傳統的看法，方勵之也是這樣。
“我還沒上大學的時候，中國的各個雜誌，包括《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上就開始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批各種各樣當代的一些科學思想。
“到科技大學我才知道，方勵之就是研究‘相對論’，研究愛因斯坦的。當人們面對不懂科學的人對這些科學家進行人身攻撃、對他們的觀點進行批判的時候，對科學、對這些科學家懂得到一定程度的人，就不能不站出來説話。
“但是方勵之完全是為了維護科學的真理，維護科學的方法，跟這些人發生一些衝突，是在科學原則上的衝突。”
劉剛：方勵之推崇愛氏名言“對犯罪我不去譴責，那我就是罪犯的幫凶”
“方勵之給我留下的印象深刻的是，每當共產黨的正統思想跟科學真理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往往會説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對犯罪我不去譴責，那我就是罪犯的幫凶’。“每當共產黨發起類似於‘反精神污染’這種政治運動的時候，方勵之往往為維護真理挺身而出。
“但是後來，人們總是把方勵之用一種當代政治領袖的要求去要求他，我覺得這是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
“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來説，如果一個民主的制度裡，就像一個可以高度自動駕駛的航空母艦一樣，一個舵手實際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不管是克林頓掌舵也好，還是個小孩子掌舵也好，使得這個航空母艦觸礁的按鈕是不存在的，這個功能是沒有的。誰去駕駛也不會使它觸礁。
“但是對一個專制社會，就像一艘海盜船一樣，駕駛這船的人必須是個海盜，更進一步説是個海盜的頭子。
“所以，如果指望想方勵之這樣的人去駕駛一個海盜船，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但如果真是一個航空母艦的話，是不是由方勵之這樣的人去駕駛，我覺得又是無關緊要的。
“我覺得我們在中國過去10年所做的事情，最主要的一點是作為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情。在一個專制的社會裡，扼殺人格、扼殺人的獨立思想的社會裡，我們爭取的是盡可能地去保持人自己的思想，保持自己的人格。
“在現代社會、在一個民主社會裡，像我們這樣做人做事，是起碼應該做到的；而在中國，在專制社會裡，人們做不到這一點，是由於來自統治集團的壓力，迫使人們不能做到這一點。
“在共產黨統治的這麼多年裡，主要是從肉體上消滅這樣一些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的人。經過多年淘汰之後，甚至把這樣的‘基因’都已經給淘汰掉了。”
李淑嫻：1987年當選海淀區人民代表，10分鐘發言贏得33次掌聲
方勵之夫婦繼續回顧他們的人生經歷——1987年初，原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被調離科技大學，讓他到北京天文台工作。這倒使他和他的家人因禍得福，結束了長達18年的夫妻兩地分居生活。
前面提到，1986年底發端於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起因之一，是當地區縣級人民代表的選舉沒有按照《選舉法》給學生提名的機會。當方勵之被革職調到北京的時候，方勵之的夫人李淑嫻任敎的北京大學，也在進行人民代表的選舉。
方勵之：“所以北大的學生就開始醞釀，説方老師那邊遇到問題，我們就選李老師。”
李淑嫻：“北大也跟全國一樣，都是由黨委決定名單，根本不可能有我的名字。學生就來找我，説‘根據《選舉法》，10個人就可以提名，我們要提名李老師，希望你出來競選’。其實，我並沒有想到這個事情。為了支持同學們的這種要求，實現自己的民主權利，當然我可以出來。
“他們把我的簡歷貼出來以後，就被官方的學生撕掉。黨委和團委也不斷有人敲門來找我，希望我撤不要參加選舉。本來我倒是無所謂，後來他們這麼一來説，我倒是火了。我説‘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已經年滿18歲，我有選舉權；我已經年滿35歲，我有被選舉權，我為什麼要撤銷？’ ”
1987年春天，李淑嫻以89.9%的贊成票當選北京市海淀區人民代表。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敎授李淑嫻在區人民代表大會上，行使人民代表權利，積極反映選民意見。有一次，李淑嫻不到10分鐘的發言，就赢得33次掌聲。李淑嫻還參加學生社團的一些活動，擴大和學生的接觸。
李淑嫻：“後來（當局）利用我在‘民主沙龍’跟學生演講的照片，説是我在天安門演講，這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我參加那次‘民主沙龍’是4月5日，胡耀邦還沒有去世，所以中共好多宣傳完全是撒謊。”
方勵之：1989年致鄧小平公開信，要求政改、釋放政治犯
方勵之夫婦回憶起1989年發生的事情——方勵之：“我在1989年做的第一件事是給鄧小平寫信，建議他趁1989年的大好時機，‘建國’40年、‘五四’運動70年、‘法國大革命’ 200年，這個時候實行赦免、赦免政治犯。這事情激起反響，世界上有不少人支持。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有很高的呼聲，覺得中國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將會走到歧路上。當然並沒有預料到會發生絕食、或者‘六四’這樣的事情。”
方勵之：支持學生要求，但沒參加遊行、沒去廣場，沒想到當局殘酿殺人
方勵之：“學生或知識分子的遊行，4月15日到4月底，我們是支持的。但是，我並沒有去，我一次遊行都沒去，天安門從頭到尾都沒有去。因為一開始遊行，當局就暗示，方勵之是黑手。當時我在北京天文台，同事們都非常保護我，每次遊行都説不讓我去，以便證明我是在天文台做業務。當然我是很支持學生的要求。“5月初，學生就開始醞釀説要絕食，不少學生來我家訪問。儘管我沒有去，但對廣場上的事都是知道的。凡是學生來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都説要撤。當然，絕對沒有估計到當局會開檜殺人，用坦克這麼殘忍的辦法對付學生。我們想，可能是挨一頓棍子打。在北京這樣大庭廣眾下殺人，在北京歷史上幾乎沒有過，連軍閥都不大敢做這種事情。”
(插播：‘六三’之夜北京街頭錄音，戒嚴部隊的搶聲和民眾的喊聲）
方勵之：“那時候覺得，當局怎麼能這樣！簡直是太卑鄙了。就像當時很多人罵的‘法西斯’，就是法西斯，沒有任何其他的名詞更正確地形容它的行為。
李淑嫻：“當時已經從失望變成痛恨。”
方勵之：在美國仍關心中國，政改沒做，貪污腐敗更甚
1989年“六四”以後，方勵之夫婦來到美國。方勵之敎授在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敎書和從事天體物理及宇宙學方面的研究。方勵之敎授和夫人也一直關注著中國的情況。方勵之•• “這裡不斷有訪問者，學生、過去的朋友，不斷的。很多是國內的。當然很多都説國內的經濟狀況有好轉，北京蓋了不少房子，上海浦東也發展了。基本情況我們都知道。我們關心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基本上沒做。最近因為要我寫《‘六四’十年》，我又找出我在1989年寫的文章，我看看那時候我寫的要求，現在一點沒有變，仍然非常適合現在，還是原樣。
“剛才説經濟上有好轉，實際也不是一律。一類是有錢了，另一類就是下崗。有的幾個月、半年沒有工資，有的兩年沒有工資。並不是説兩年工資就發不出來，是有很多貪污腐敗。這是來我這兒的人，不是一個人説，貪污腐敗比1989年大大‘發揚光大’ 了。”
方勵之和李淑嫻的人生感悟：沒白活，有追求；二人的詩與歌
回顧走過的道路，方勵之説，他們這輩子沒有白活。李淑嫻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所追求。李淑嫻：“我想，現在歲數也不小了，活得覺得比較有意思就是要有所追求。真的、善的、美的，當你覺得這東西值得追求的時候，覺得生活就會有意義。當我懂事以後，就在追求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我也可以説放棄了一些東西，就是發現那個東西我看錯了。”
李淑嫻説，這麼多年來，她自己精神上沒有垮掉的原因之一，是不斷加深了對共產黨的瞭解，自己得到解脱。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愛情和家庭給她精神上的支持。
李淑嫻：“我們的家，我們堅貞不渝的愛情，這是我很有福的地方。不管外面風風雨雨，不管我覺得痛不欲生……可是我這個家是很溫馨的，而且我們追求的是一樣的。”
方勵之敎授至今還能背誦出他們青年時代最喜歡的普希金的詩作《致大海》。
(方勵之朗誦，錄音）
再見吧，自由的元素！
這是你最後一次在我眼前滾動著蔚藍色的波濤和閃耀著骑傲的美色。
我傾聽你黃昏時分的轟響，
你悲哀的喧響。
飽經滄桑，遠在大洋彼岸的方勵之夫婦，又一次回憶起他們在人生中最困難的時候結為夫妻的那最難忘的一天。
李淑嫻：“當時1961年很困難，每人每月只有糖票可以買二兩小塊糖，我們幾個月沒吃糖，他的姊妹比較多，把所有的糖票收集起來。因為結婚要請人家吃糖。我們兩人當時工資很低，我們兩人咬了咬牙，買了 10塊錢的‘高級糖’，可買兩斤。請一些我的老師來。
“後來讓我們唱歌，我當時唱的就是“心兒在歌唱”，是一位整個身心用愛情支持的盲人歌唱家的歌。有一次元旦晚會，他們就讓我們唱‘康定情歌’，裡邊不是有一句‘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張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嗎，他們要把‘張’改成‘方’，那天我們大概也唱了這個歌。
“然後唱這首‘心兒在歌唱’，是我們兩人一塊兒唱的，他詞不會唱下來，我們兩個人就隨便唱下來。”
(李淑嫻唱、方勵之伴唱，錄音）
啊-
心兒在歌唱，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啊-
那春色多明亮。
啊-
心兒在歌唱。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fanglizhi/m0420mind-041020122234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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